我去了，沿着北京的街道，那街道的尽头一直通到中组部的招待所。这条大街每每在大风里，就显得那么荒凉，不见人迹。风越刮越大，几乎要把我刮跑。下了车，我拔脚就逃，顺着风往前跑去。就像有人在身后追赶我，即使是白天，我依然感觉到一种惧怕。我拿着父亲的小说，有一种见不得人的感觉，还是像要找个地方把它“窝赃”起来似的。一直到有人一把拉住了我，才从慌乱中清醒过来。中组部招待所看门的拦住我，恶狠狠地问道：“干什么的？”“找人。”“找谁？”“周扬伯伯。”“你是什么人？”“我是彭柏山的女儿。”
说完以后，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几乎是在我这一辈子，在我整整二十六年的生命中，第一次这样大声地向人们宣称父亲的名字，宣称我是他的女儿。这对我来说，是很不自在的一份快乐，一种沦落在灾难中的快乐，我对自己感到一份忿怒。我敌意地注视着看门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彭柏山”是谁。他让我站在风里，往里面打电话。等他转身出来的时候，态度和悦多了。他给我指路，告诉我周扬住在哪一栋小楼里。
走到那里的时候，周扬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等我了。
周扬第一句话问我：“你父亲还好吗？”
我说：“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爸爸被打死在河南农学院。”
可以看出周扬惊讶的神情，他停顿了一会儿，掉过头，回避了我的目光，他说：“我，我不知道……他……已经……”
然后，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里，周扬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可是看着眼前的他，神态稍稍显得呆滞，他望着墙壁，似乎不愿意和我把话题继续下去。也许他把我看成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我的声音是微弱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打破这么难堪的沉默。停顿了有那么一会儿，周扬又问我：“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慎重地拿出爸爸书稿的手抄本：“这是爸爸的小说《战争与人民》，妈妈说您过去读过。”
周扬诚恳地抬头看着我，慢慢地说道：“我记不得了。”
“妈妈问您，能不能帮助爸爸把书出版了。”
“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但是，告诉你妈妈，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话虽不多，但是，难以相信的是，我竟然被感动了，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里，虽然是那么无力，我却听见了一份内疚和一份真诚。我也开始像母亲似的，傻乎乎地燃起了希望。原来，我们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打发，也很容易被满足的。后来，我们还说了什么，都记不清了，周扬已经答应帮助出书，这足以让我把快乐传达给妈妈，我甚至能想象出她的那份神情，她会快乐得睡不着觉，她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别人面前夸奖我的能干。总之，一份可能到达彼岸的快乐。
不久，像周扬自己说的那样，他把书推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向韦君宜社长推荐了爸爸的小说。
有再多的快乐，记忆中的北京，还是灰蒙蒙的。即使在过年的时候，厚厚的爆竹的纸屑在昏黄的路灯下飘舞。一九八一年的除夕，我朝胡风伯伯家走去。像走在我自己的梦里，当一个一个人都死去以后，我竟然能沿着一条路，踏上去他们家的道路。我从来不敢想象，我甚至从来不知道，胡风这个名字，有一天也能像爸爸的名字一样，是可以张口说出来的。没有。从来没有敢这么去想象。我没有去过他们家，可是当我一脚踏进屋子的时候，我竟是走在自己遥遥的归途之中。连同他们的家具，都和我们家的一样，散发出一阵阵的霉味，墙角、板壁的缝隙中落满了灰尘。这些破家具是刚刚从公安部拿回来的。梅志阿姨接待了我，她对她的儿子老三——张晓山说：“带小莲去看看。”
我没有太明白“去看看”什么意思，去看什么呢？我和晓山经过漆黑的过道，慢慢地推开了一扇门。“吱咯”一声，门开了。晓山脚步轻轻地走向一个非常苍老的人，那竟是胡风伯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胡风伯伯。在我的记忆中，只看见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个高大骄傲的人，可是刹那间，在我面前坐着一个迟钝的老人。这，是他吗？
晓山几乎是贴着胡风伯伯的耳朵在说什么。我站在他的身后，努力听着，但是就是听不见。接着，晓山拉了拉我的衣角，让我过去。旧窗帘把窗子封得严严实实的，什么光线都泄不进来。胡风伯伯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
“胡风伯伯，您好！”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是那么挺直着腰板坐着，两眼像瞳孔放大一样地凝视着我。他像个巨大的雕像，苍白的脸。占据了他脸部一半的是他的额头。他不说话，空气变得紧张起来。他的瞳孔开始发亮，像被火点着似的。我想说什么，又觉得自己被掐住了嗓子眼，干涩得难以开口。晓山笑着，大声地跟父亲说：“爸爸，他是彭柏山伯伯，朱微明阿姨的女儿啊！”
一九七八年我考取北京电影学院离开江西农村时，赶到湖南老家看望还戴着“坏分子”帽子的二伯伯彭象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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