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宋朝的所谓“大赦天下”，通常都有其限度。那些预期到大赦而故意犯罪的罪行，已经被排除在赦免的范围之外，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朝廷郊赦，真宗下诏：“如闻小民知有恩赦故为劫盗，自今不在原免之限。”
此外，根据惯例，一部分重罪也不在赦宥的范围内，如北宋绍圣年间的一份赦令说：“大赦天下。应绍圣四年九月五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劫杀、谋杀、故杀、斗杀并为已杀人者并十恶、伪造符印、放火等罪并不赦外，其余罪无轻重。已觉发、未觉发、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这部分被踢出赦免范围的罪行，法律上有一个术语，叫作“常赦所不免”或“常赦所不原”。
一般来说，常赦所不免的罪行包括：十恶罪、杀人罪、犯赃罪，以及其他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罪行。比如宋太宗即位，大赦天下，但赦书特别注明：“自（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后，京朝、幕府、州县官犯入己赃、除名配诸州者，纵逢恩赦，不在放还之限。”即不赦免贪污犯的罪罚。
当然那种“不问是非，一切纵之”的特别大赦，宋朝也有过，但不常见。这类特别大赦必须在赦书中明言“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如果赦书仅仅注明“罪无轻重，皆赦除之”，也不可以按照“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的原则执行。
即使是“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也不是意味着那些严重罪行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只是犯人可以获得减刑而已。宋朝立法规定：“诸犯恶逆以上及杀人应入不道，若劫杀、谋杀、已杀人各罪至死者，虽会大赦得原，皆配二千里，杀人应移乡者，亦移乡。”犯恶逆及杀人罪之人，如果遇上“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的大赦，可免一死，但必须刺配二千里外。杀人犯还必须强制性移押到千里外的他乡入户居住，这既是对犯人的处罚，也为了防止仇人寻仇，此即所谓“移乡避仇”原则。
如此说来，前面洪迈所举的婺州佃户杀人案，应该是一个赦免流程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特殊例子。如果严格按照宋朝的赦免制度执行，那个杀人的佃户将被刺配二千里，服刑完毕后又得移乡千里外，哪里有机会复登卢助教的大门挑衅？就像《水浒传》中的李逵，因为在家乡“打死了人，逃走出来”，后来“虽遇赦宥”，却只能“流落在此江州，不曾还乡”。
同任何制度一样，赦免制度肯定有其利又有其弊，但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人们可以将其弊端减至最低程度。而有着一千年来的经验与教训，现代国家的大赦与特赦制度无疑应当比宋朝的更完善——这其实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第七辑 为什么说宋朝没有“顾命大臣”？
宋朝到底有多腐败？
有个写清朝帝王小说的历史作家断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我相信，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对这种“信口开河”的论断都会一哂置之。因为，如果你要指出哪个朝代最腐败，首先你需要有可靠的统计数字，比如各个朝代的贪官数量、占该朝官员总数的百分比、平均每名贪官贪污了多少钱、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之比如何……而想要获得这些统计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如何敢断言哪朝“最腐败”？
道理已是如此浅显，但我还是时常在微博上看到许多网友引用那位历史作家的话，言之凿凿地声称“宋朝最腐败”。类似的说法听多了，便激起了我这个“处女座考据派”的好奇心，想考据考据宋朝到底有多腐败。最能直观呈现某个社会腐败程度的统计数据（如贪官总量、贪腐总额）不可得，只能退而求其次，看看宋人对本朝官场腐败情况的记述——这总比今人的信口开河可靠得多吧。
所以我先去翻宋朝“公知”的文集。结果呢，书翻下来，给吓了一跳，按照宋人的描述，宋朝可不是腐败，而是太腐败了。
北宋天圣年间，范仲淹给朝廷上了一封万言书《上执政书》，将大宋官场风气说得一团糟：“某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循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范仲淹认为，宋朝绝大多数的县官是不合格的，不是志在贿赂，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70%～80%的州县都是如此。
我最钦佩的大宋“男神”苏轼，大约在嘉祐年间写了一组策论，阐述他的治国方略，其中一篇《决壅蔽策》也是将官场描成一片昏暗：“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苏轼说，今天的官场风气跟以前不一样了，老百姓想找政府申冤、办事，简直难于上青天，必须用金钱开路才行，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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