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法理学考察，太宗“诏按其罪”是符合法制严肃性的；而张咏的意见施行，虽然破坏了法制的严肃性，却赢得了代州边境的平安，也很可能消弭了难言的不测。有意味的是，太宗接纳了他意见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士卒胁迫军侯的事件。这证明张咏的预见是准确的。
如何令军侯守法，又不至于士卒骄悍，这是一种军政紧张。处理这类事，并不容易。各类死守法条，不通权变，而又振振有词的“小清新”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并不适合于责任伦理背景下的军政管理——既不适合古典军政，也不适合现代军政。
空白任免诏书
张咏省略陕西粮草转运，是为帝国减轻国力负担；预防意外之变，是为帝国防患未然。他少时经历过后晋、后汉、后周，对藩镇割据有感觉，读史，更让他懂得藩镇之所以割据的起因。陈桥兵变事后，他更懂得“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种种可能性。不久前，一个职官不大的指挥使张璘，还有逐鹿巴蜀的念头，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们又当如何？且，巴蜀史上就是一个“天府之国”，一旦割据，剑门、夔州，天险所在，地利所在，进可攻，退可守，比昔日南唐、吴越、北汉更有独立资质。张咏在替帝国谋划长治久安，所谓“社稷臣”，与寻常“循吏”“能吏”的区别在此。
太宗赞同张咏意见。于是命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一道，前往川中。临行前，召二人到后苑，面授方略，大意要他们安排军队调动，不要让骄兵悍将擅自做主。
张鉴知道此行是个苦差，就对太宗说：“益州刚刚收复，军旅之中往往不和。如果忽然听说朝廷使者到了，又替换他们的部队，臣担心他们会有猜疑恐惧。那样将变生不测。请给我们‘安抚’的名义。”
太宗答应了他，甚至还给他们一个特权：可以随时调遣将领，重新任命。
为此，太宗给了他们空白任免诏书，让他们可以根据实际局势，填写被任免人姓名，随机颁布。
张鉴等人到成都后，王继恩不以为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傲慢。他以为朝廷不一定知道他在川中的肆意放纵。他当初拥立太宗，自以为有泼天大功一件，一般人不放在眼里；但他忘记一个人情事实：这个世界，不存在任何值得傲慢的理由，除非面对傲慢。当他傲慢时，他已经被人所轻鄙。
张鉴不动声色，与张咏一道，研究填写空白诏书的任免者名单，根本不向王继恩打招呼。二张一时间成为川中军政主要负责人，所有戍守、作战的派出将军名单，都出自二人之手。而王继恩麾下的使臣，也大多被遣返回京。同时还以太宗诏书的名义，督促王继恩继续“讨贼”。
王继恩这才知道大权已经旁落。
二张更从容施行安抚政策，招诱变民，安定反侧，防患未然，蜀民燥火之气渐消，脑袋可以安稳地靠在枕头上，睡个踏实觉了，史称“蜀民始奠枕矣”。“奠枕”者，安枕也。君王“奠枕”，是忠臣愿景；而庶民“奠枕”，是君王、宰臣的共同愿景。
朝廷做法开始越来越得人心。
大将宿翰从眉州引军向嘉州而来，未战，“大蜀国”嘉州知州王文操献城投降。宿翰入城，晓谕士庶。张馀出城，投奔邛州。
但在邛州，张馀势力已成强弩之末，一战，败北。张馀无所归附，辗转于邛州、嘉州之间，至道元年（995）二月，宿翰擒获张馀，将其正法，首级放入木盒中，送到成都大本营。史称“余党悉平”——但这话并不准确，直到半年多以后，还有变民藏匿山谷之中，据险顽抗，并四处剽掠。
这时已经是至道二年（996）的十一月。太宗令峰州团练使上官正、右谏议大夫雷有终，并为西川招安使，替代王继恩，要王继恩回汴梁。
平定川中，张咏功绩为最高。他主张派遣能臣入川，预防可能的兵变，更属于“拔本塞源”“防微杜渐”“未雨绸缪”“曲突徙薪”“防患于未然”的智者意见。这个意见很可能省略了一场“陈桥兵变”。
乖崖之名，聊以表德
如张齐贤一样，张咏也是一个很有故实的人物。看看他的故实，有助于理解大宋廊庙与江湖的种种生态。
张咏自号“乖崖”，为何起这么个名号？他自己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乖”与“和”为反义，意思就是“不和”，所以有“乖离”“乖戾”之语词。“崖”，本指山崖、悬崖，引申为“傲慢而孤高”之义，汉语语词是“崖岸”。说一个人与他人交往，自以为正确，他人不正确，界限分明，标识高悬，可称“崖岸甚深”。张咏以此为号，就是看到这两种不正常的人性弱点，用以自警。但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还有一种“我就乖！我就崖！”的意思在内。这也是古来富有独立品格的士人自我标榜或自我嘲讽的一种模式，如唐代僧人陈宝通自号“大颠和尚”，明末画家朱耷号“驴屋驴”等。
不过他性情中也确有“乖”“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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