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彬未能体会太宗战略意图，在整体作战中，未能完全遵循这个程序行动。这是“雍熙北伐”失败很重要的原因。
当潘美果然克复寰州、朔州、云州、应州，田重进果然克复飞狐、灵丘、蔚州之际，曹彬麾下米信也克复了新城，曹彬本部也克复了固安、涿州，曹彬这一路“兵势大振”。
太宗闻讯，认为曹彬取涿州时机不对，太早，不能算作“持重缓行”。因为这样一来，契丹有可能认为全面战争已经在各线爆发，很可能分兵据守各地，那样就会增加潘美西线、田重进中线的进攻难度。如此，四路合围的计划就有可能难于如期实现。而炎热的夏季正在到来，天气太热，对于攻城部队来说，是一个太苦的差事，比守城难度要大得多。
所以，当曹彬每一次捷报到后，太宗都很不安，史称“上颇疑彬进军之速，且忧敌断粮道”。太宗很怀疑曹彬进军速度太快，更担忧被敌军断了粮道。
曹彬的十万之众，粮草乃是大事。各路转运紧张得要命，但也未能及时送达阵前。当曹彬不能经营一个可靠的后方时，人吃马喂，就成了天大的问题。想想李至在“雍熙北伐”之前给太宗的上疏，内中有一句话：“……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广，势须广备餱粮。假令一日克平，当为十旬准计，未知边庾可充此乎？”不能小瞧这句话。李至认为前线边境，应有百日军粮！而到雍熙三年正月，李至上疏时，大宋并没有准备好。可以约略匡算一下，宋师全军攻取幽燕，至少二十万众，按每人每天一斤干粮计算，每天需要二十万斤，百日需要两千万斤；按一般养马常识，每匹马每日需要精料五斤左右，宋师骑兵多少不知，但至少应有两万精骑，这样，每日就需要精料十万斤，百日需要一千万斤；人马所需粮豆总需三千万斤。而战马每日食草至少十斤，这样每日就需要二十万斤，百日需要两千万斤。综合起来，应有五千万斤的储备。从河北、河南转运这批物资，按一辆小推车载重五百斤计算，应该需要十万辆次小推车。李至应该是看到了问题，大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运五千万斤粮草。
一定要准备百日粮草吗？曹彬的战役记录证明了李至的正确。
曹彬攻克涿州之后，在城内留守十天，史称“食尽”。
为何会“食尽”？
因为有个耶律休哥。
耶律休哥断宋师粮道
曹彬兵锋正盛，耶律休哥基本不冒险，这时契丹大军还没有部署完毕，草原纵深的援军还没有到，所以耶律休哥采取的战术是骚扰、断粮道。他在夜间不断派出小股部队骚扰宋师，由南向北转运的粮道也多次被劫掠，弄得东路军粮草不继。白天，耶律休哥则摆出精甲铁骑，在初夏的阳光下耀武扬威，以壮声势。曹彬未必怕耶律休哥，但他在这一仗的决策过于平庸。就军事智慧言，曹彬不敌耶律休哥。
他的十万大军，十天用尽了至少一百万斤粮食，马料还不算。“食尽”怎么办？曹彬开始“退师”。退到哪里去？退到出发地雄州。到雄州干吗？“以援供馈”，在此地来保护粮道，保证大军需要的粮草按时到达。这就等于要从攻克之地返回始点，等于啥事没干。而且问题的严重还不止于此。太宗赵炅都比他明白。太宗听说这个消息后，“大骇”，吓了一大跳，他说：“哪里有敌人就在眼前，居然退却去找粮草的儿戏？曹彬怎么会失策到这个地步？”太宗马上派遣使者赶往涿州，让曹彬停止撤退，不得到雄州。那么怎么办？太宗让曹彬循着白沟河去新城，与米信大军会合，在那里养兵蓄锐，用来为西线潘美一部、中路田重进一部壮大声威——回到雄州就等于回家啦，就等于没有了前线声援之威啦！——等到潘美已经将山后诸州全部收复，再令田重进急赴幽州，与曹彬、米信会合，“以全师制敌，必胜之道也”，用全部宋师来制服敌人，这是可行的取胜之道。太宗这个战略构想，始终没有变。
太宗指画“平戎万全阵图”，有胶柱鼓瑟之嫌，但就“雍熙北伐”这一场大战指画而言，确实符合兵家心法。山后九州乃是中原北部第一重要的安全屏障。得到这九州，正北可以看住契丹，西北可以看出西夏。加上山前七州，大宋，中原就可以睡踏实觉了。就“雍熙北伐”而言，得到山后，宋师就等于在自家门口与契丹争天下，推进一步是一步，退后一步，大门一关，中原平安。如此，这个仗就怎么打怎么有理。所以，太宗要取幽州，却将大宋、契丹两国地缘关系考虑进来，反而要诱使契丹重兵屯幽州，以此减轻山后潘美压力，拿下山后，再诸军会同，决战幽州，这是出色的战略安排。
但太宗不出色的是这一次安排曹彬做统帅，用人不当。
曹彬有两大失误：
第一，没有听从太宗安排，试图与西路潘美、中路田重进争功。
第二，未能成功节制主帅，导致军事章法混乱，给契丹造成可乘之机。
当时潘美、田重进克复六个州郡，而东路曹彬连同米信部，只克复一个涿州和固安、新城两个县级小城。而涿州，因为日前“食尽”，也已经放弃，大军正在奔往雄州。涿州，目前已经被契丹重新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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