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皇上在京师驿亭，招待宰相、百官，然后又“赶场”，到亲王宫宴请宗室。
第三天，皇上在京师驿亭，宴请第二批宗室，加上内职宦官，然后，继续“赶场”，到宰相府邸宴请近臣。
第四天，皇上在都亭驿宴请第二批百官；然后，再次“赶场”，到外苑宴请第二批近臣。
第五天，皇上在都亭驿，再宴宗室、内职宦官，然后继续“赶场”，到外苑宴请其他近臣。
这五天，禁军将校们则日日在殿前马步军指挥使的办公府廨宴饮。
整个“大酺”期间，真宗做了不少诗，赐给臣属、宗亲等人，让他们“属和”，也即用皇上用过的诗韵也写一首，助兴。
忙于“大酺”的诸司工作者，完事后都放假一天。
“大酺”过后，真宗朝最富神奇色彩的“大中祥符”年代缓缓开始了。
“大计固有余矣”
大中祥符元年（1008）三月，山东的兖州父老，以一个叫吕良的人为首，总1287人，千里迢迢赶到京师汴梁，进入朝堂，要求真宗到泰山封禅。
真宗在崇政殿接待了他们，又派大臣曹利用慰劳他们，并转达真宗的意见：“封禅大礼，历代很少实行，你们所请求的，难于答应。”
吕良等再进言道：“国家受有天命五十年，已经达致天下太平。现在上天又降下祥符，更昭显出朝廷的盛德。这就应该到泰山去奏告，以此来报答天地神祇。”
真宗再次回复：“这是很大的事，不可以轻易议论。”
吕良再上言：“国家年岁丰收，华夏安泰。愿皇上能上答天降神迹，早一点成就封禅盛礼。”
真宗还是没有答应。
地方官也开始有人奏请封禅，真宗一律没有答允。
到了四月，天书再次降临。
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县官吏、四方僧道、各地耆宿，总24370人，来到朝廷东上阁门，前后连上五次奏章，请求封禅。
真宗终于下诏：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也即到泰山封禅。
诏书中称：“朕这次到泰山封禅，是公开地报答上帝赐书。不是为了求仙求福，而是为了真诚地报答天命所本。祭祀用品都要丰富，但御用供帐则全部需要减省。”
随后开始诏告天地、宗庙以及山神水神和各种地方神祇。
以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共同为封禅经度制置使，负责一应筹备工作。
开始，真宗对封禅的经费有点不放心，就问代理三司使丁谓。
丁谓回答：“大计固有余矣！”
意思就是说：放心，国家财政对付这等事，绰绰有余。
来自财政部的这句话，让真宗心定，史称“议乃决”。
同时，真宗就诏丁谓负责“计度”泰山路粮草，做出总预算；引进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相度”行宫道途，对皇上行在的路途安排做出细致规划；翰林学士晁迥、李宗谔、杨亿、龙图阁直学士杜镐、待制陈彭年与太常礼院“详定”仪注，也即共同拟定大典的礼仪程序。
全宋疯癫
王钦若再被命为“礼仪使”，负责具体的大典礼仪。一般性的礼仪、路途各地交接等礼仪，则由朝臣冯拯、陈尧叟分掌。
王旦被命为“大礼使”，负总的责任。
现在是四月，距离十月只有半年时间，国家第一祭祀活动“泰山封禅”大典进入了倒计时。
王钦若还被派往泰山所在地兖州做通判。
他到任的第一天，就下了官府公文：大典期间，附近州郡一应士庶禁止到泰山樵采，不能砍伐树木、捡拾柴禾，也不能摘取野果、采集药材。东封泰山的路上，更禁止官方樵采。并派出地方官员巡护齐州、泰山之路，禁止行人。
泰山，已经开始戒严。
但朝廷“爱惜民力”，规定：泰山之下的工役，不得随意调发；所有大典需要工役，只准许用泰山附近的兖州、郓州厢兵。皇上行宫所到之处，除了前殿、后殿需要土木工程建设，其余配殿、庭院，一律用帷幕替代。东封所需要的金帛、刍粮，都由三司使按规定在市上采买。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供应输送物资，一律从京师调运，不得“科率”，也即不得从地方摊派、聚敛。规定兖州民众供应东封者，一律免除今年徭役以及需要缴纳的税赋。
必须修建的行宫，不得侵占民田；扈驾步兵、骑兵，如果有蹂践禾苗庄稼，一律由御史纠察。整个东封活动，御史所部形同“宪兵”。诏书说：如果有人敢于打着东封的旗号，狂妄地随意指定民舍林木，说建造什么行宫，开修什么道路，以及托名官司勒索地方市肆，假借人夫、车乘，并求索财物的人，一旦认定，即将这类官员押解到京师，听候处理。但车驾所到之处，需要的酒水则需要地方预先做好供应准备，以免去转运的麻烦。
紧锣密鼓筹备封禅大典之际，朝廷不忘记安顿“天书”这桩“大事”。
自从丁谓告知真宗国库充盈，办这类事不在话下之后，真宗开始有了“侈心”。与王钦若等人一番商议后，决计建造一座超大规模的道观，专门用来贮存“天书”。于是下诏：在皇城西北天波门外建造昭应宫。皇城使刘承珪等人专门负责这件大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上建筑工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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