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这番话的意思是:帝王行好事,神必福佑,可得长寿。
邢昺的“不能对”,是“不好对”。按圣贤理论,人之长寿或夭折,与“行好事”并无必然关联。孔子的意见就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圣贤不会因为福佑与否而放弃“行好事”的努力。对圣贤而言,“行好事”之后,是否长寿、夭折,不是题中应有之义。此事,圣贤不考虑,不回应,不强作解人。这是孔子“予欲无言”的“无言”范围,是儒学必须搁置的题目。邢昺的“不能对”,实是“不应对”,故此际沉默是最佳姿态。
真宗读儒学经典,也读道家、佛学经典,学问驳杂,对“因果”有坚信。此案,可见真宗迷恋佛道之深,可见邢昺恪守儒学之正。
君臣之论
直史馆陈靖上言,说有一位州官陆晔得了狂躁的疾病,被人评论,认为此人不适合在地方任职,希望能在史馆给他安排个职务,让他在文字研究中工作。
真宗听后大怒,回答他道:“国家文馆,以待天下贤俊,岂养疾之所邪?陈靖妄有陈述,当严戒之!”
在大宋,文史馆是国家贤俊所居之地!
真宗即位后,他的办公习惯是:每天早上到前殿上朝,中书、枢密、三司、开封府、审刑院,以及要求“请对”的官员,依次奏事;大约上午九点钟以后,回宫,吃早餐。然后出来到后殿,“阅武事”,到日中休息。晚上召侍读、侍讲学士,询问政事,有时要到夜半还宫。
史称“其后率以为常”,也即以后没有大的活动,基本就以这个程序周而复始地工作。
真宗曾对近臣说:
“朕听政之外,从未有过虚度时日。探索研究传世典籍,朕素来耽玩于此。遇到古来圣贤所论的深奥之旨,弄不懂,不免废寝忘食。日前置侍讲、侍读学士,自今令秘阁官员,每天值班,朕都想去召见,得以访问。”
后来学士当值,遇到真宗召见,往往到午夜才退。
真宗读书多,每观毕一书,还要写诗歌咏,使近臣赓和。所以有《看尚书诗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还有《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后魏书三首》《读北齐书二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二首》《读五代后唐史二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史称真宗“可谓近世好文之主也”。
但在这些书中,真宗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史记》和《汉书》。
他曾对宰辅王旦说:
“经史之文,里面有国家治理的龟鉴,保邦治民的要点,都在这里了。但是三代之后,典章制度、声明文物,参考古今而适合时用,莫若《史记》《汉书》。学者不可不尽心于此啊。”
王旦补充真宗的意见说:
“孔子在周王朝衰敝之后,历聘诸国,不成,退而删《诗》《书》,定礼乐,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为万世立法。后来的王者,即使是上圣,也必以此为师范。古人云:‘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孔子所谓‘志在《春秋》’,实在是要以褒贬极笔为终古诛赏之法,使乱臣贼子观此而生畏惧。褒贬,这是儒学立教的深奥之旨,更为国家极为重要的治理法则。司马迁自为一家之言,那是因为他知道孔子修《春秋》,那时的凡例不可完全继承,所以另创‘本纪’‘书’‘世家’‘列传’,但《春秋》的褒贬惩劝深奥之旨就在其间。班固以下,没有离开司马迁的这个方法,不过增加词采而已。”
真宗回应道:
“孔夫子的‘道’,不可须臾离开呢!有些迂腐的儒者说,尧舜那时候,还没有孔子呢,不是也可以达到国家治理吗?嘁!这真是浅识得很。殊不知,夫子之道,就是尧舜之道。所以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孔夫子尊尧而宗舜,到极点了,不是说夫子之道与尧舜之道不一样啊!”
这是史上记录下来的一段君臣就儒学思想史的讨论。
恭己待士
真宗平时很端正,穿衣打扮中规中矩,但有一天,晚召学士坐承明殿,完事后,真宗让中使宣谕道:“朕适才坐殿忘了御袍带,爱卿不要惊讶啊!”学士退出,按礼拜谢,真宗因为礼服不周,坚持不接受学士拜谢,令中使说:“上深自愧责,有旨放谢。”皇上很为自己的失礼而惭愧、自责,有旨免拜谢。
大中祥符元年(1008)冬,真宗行泰山封禅大礼,驻跸泰山,知制诰、集贤院学士晁迥因为要草写赦书,按例先进呈裁定。旧礼仪规定,学士当值的日子,如果遇到宣召,就系上鞋子去见,皇上则戴帽子接待。这一次,晁迥自己忖度,皇上正在奉祀天地神祇,而且正在斋戒,穿戴也一定很严肃。于是,他特意穿上朝服持笏来见。
到了行宫门口,由中使入奏,一会儿,中使出来说:“皇上刚好在问,听说学士盛服而来,皇上已经赶紧进入内室换衣服了,学士可以在此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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