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州、莫州，是大宋两个北部边塞城池，也是契丹最南端的“敌国”边防哨卡城镇。瀛州、莫州的存在，对契丹而言，始终是一个指向自我的南部利刃；对大宋而言，始终是一个拱卫自我的北部锁钥。
大宋与契丹的几场大战，主要围绕这两个州郡的归属问题展开。
“澶渊之盟”，就是对这两个州的领土诉求做出的最后的争夺和妥协。
如果没有争夺只有妥协，就不会有“澶渊之盟”；反之亦然，只有妥协没有争夺，也不会有“澶渊之盟”。理解“澶渊之盟”，理解大宋与契丹的焦虑、意志、智慧和战略，就要这样理解瀛州与莫州的历史问题。
宋太宗时，出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总体战略，将战线由莫州再往北推三百里，直抵幽州（今属北京），将原属契丹占据的易州、涿州、固安等地转为拉锯战区。到了真宗时代，契丹多次南侵，大宋的兵力已经不能到达幽州，相反，是契丹南推三百里，将大宋占据的瀛州、莫州，以及周边的几个州郡，如定州、雄州、霸州、徐水（静戎军）等，转为拉锯战区。
将战争推向敌占区，是保证本土安全的大战略。
可以略说一个战争伦理问题。
在保证本土安全的地缘战略中，如果认为瀛州、莫州“理应属于契丹”，则契丹居于下风。契丹上下，因此多有“悲情”演绎。所以在“收复瀛、莫二州”的战略意图指导下，屡屡将战火推入大宋本土。但中原将士了不起的是，契丹倾全国之力，也没有夺回关南——从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收复此地，到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契丹放弃此地，四十五年间，除了暂时的退却，中原王朝没有丢失关南一寸领土。
相反，如果认为瀛州、莫州“理应属于大宋”，则大宋居于下风。因为契丹屡屡侵扰这两个州郡，并在“关南之地”多次实施破坏性抢掠。最后，大宋还要在“澶渊之盟”以后，年年向契丹支付数额不菲的“赎金”。
但在这一场政治空间争夺战中，大宋将士因此更多了忧患意识。宋太宗后，暂时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诉求，并卑辞友善，向契丹“屈己求和”，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激发了中原上下对国家安全紧迫性的理性思考；真宗时代，在积极防御中，有了不懈的警惕和誓为国家干城的意志，所以在后来的几场战役中，除了几个例外，宋师反而保持了持续优势。
但宋真宗遇到的是契丹庙号“圣宗”的耶律隆绪时代。
耶律隆绪时代
如果说关南之地是理解澶渊之盟的地缘政治符号，“耶律隆绪时代”则是理解澶渊之盟的军事政治符号。
耶律隆绪出生于公元972年，小真宗四岁，是契丹第六位君主。公元982年，他嗣位时，还是个孩子，母亲承天皇太后萧绰摄政。耶律隆绪精于射法，通晓音律，喜爱绘画，还能作曲，对佛教、道教，都能深切领悟，这是一个有着极高汉文化修养的契丹人。
耶律隆绪的辅佐大臣有耶律斜轸、耶律休哥以及韩德让、萧挞凛等，这些都是契丹一等一的人才。
紧要的是，耶律隆绪时代，开始更成熟地推崇孔子和圣贤文化，更大量任用汉人做官，国家刑法也开始趋向公正。
按《辽史·刑法志》的说法，整个契丹十几位君主，法制最为合理的时代只有耶律隆绪和他的父亲景宗耶律贤时代。按传统意见，刑法，起始于兵制但需要用“礼”节制，制定律法、执行律法，必存有一点恺恻之心。刑法是通向“仁”与“义”的国家管理（而不是统治）手段。“仁”与人道相关，“义”与公道相关。这样的刑法，才有可能是“合理”的。
事实上，契丹在第一代君主耶律阿保机晚期，已经开始注意到刑法的公正。有意味的是耶律阿保机治理草原帝国也采用了两套刑法制度，对契丹人，由大臣开始制定符合草原习惯的律法；而对待汉人，则采用中原已经有的律令来断刑。更不简单的是，太祖耶律阿保机“仍置钟院以达民冤”，设置了“钟院”这种类似大宋“检院”的司法机构，专门处理民间上访的冤案。
契丹第四任君主耶律璟，是非常昏暴的一位皇上，但他在位时，也有一项德政。当时契丹君主出行，往往要划出车驾所在区域，远远地在四周设立标杆，以示禁区。但往往有贪鄙心盛的官员，故意将标杆设置很低，那时草原水草茂盛，标杆埋在水草之下，牧民看不到，就会越界。这时，设置标杆的官员偷觑发现，就会忽然出现，借此勒索钱财。耶律璟知道此事后，下令：再有此类事，设置标杆的官员一律处死。
这不是一件小事。它预表了草原帝国法律的公正诉求。在几乎近于野蛮传统的契丹，对公正，有感觉。
但耶律璟的残暴也是很有名的，那是不懂“节制”与“当位”，也即不懂君主制“礼”的君王常有的“任性”。更昏聩的是，耶律阿保机时代的“钟院”，也被耶律璟废除了。这样，就导致冤民无处上访。契丹国内，戾气深重。
到了第五任君主也即耶律隆绪的父亲耶律贤时代，重新恢复了“钟院”上访制度，为冤民的申屈做了法律保障。契丹的法律从此有了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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