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44页。
[26]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44页。
[27]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第6126页。
[28]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第6120页。
[29]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第6126页。
[30]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第6129页。
[31] 《史忠正公集》题为《请遣北使疏》，显系清人改窜。据冯梦龙《中兴实录》，原题是《款虏疏》，兹予恢复。
[32] 史可法《请遣北使疏》，《史忠正公集》卷一，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第7页。
[33]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177页。
[34]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177页。
[35]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178页。
[36]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第6118页。
[37] 南炳文《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第41—45页。
[38] 《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2，第455页。
[39]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178—179页。
[40]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179页。
[41]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第6162页。
[42]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第6162页。
[43]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189页。
[44] 《左传春秋正义》卷第二十六，成公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743页。
[45]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196页。
[46]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09页。
[47]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34页。
[48]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307页。
[49]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309页。
[50]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21页。
[51]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第6151页。
[52]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第6162页。
[53] 史可法《自劾师久无功疏》，《史忠正公集》卷一，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第21页。
[54] 温睿临《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第42页。
[55] 史可法《请早定庙算疏》，《史忠正公集》卷一，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第21—22页。
[56] 温睿临《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第41页。
[57]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第88页。
[58]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21页。
[59]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第6142页。
[60]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2008，第145页。
[61]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265页。
[62]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2008，第157页。
[63] 温睿临《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第382页。
[64]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12页。
[65] 应廷吉《青燐屑》，《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四，上海书店，1988，第430页。
[66] 应廷吉《青燐屑》，《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四，上海书店，1988，第431页。
[67] 应廷吉《青燐屑》，《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四，上海书店，1988，第431页。
[68]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188页。
桃色·党争
这斗争，在明朝已延续四十年之久，一边是作为近倖小人集团的阉党，一边是坚持道义、真理与改革的知识分子阵营。此二者间的消长，关乎江山社稷兴亡；至少在孔尚任看来，南渡之后阉党得势，是弘光政权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标志。
一
明之亡，本身像一部悬疑小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各家各派依其所思，说什么的都有。
其中，有位孔夫子后人，名叫孔尚任，写了一部戏剧，题为《桃花扇》，洋洋十余万言。要说这部剧作的品质，以笔者看来，真无愧世界戏剧史上任何佳作。不单单是文辞的优美、人物的鲜活，更因它开创性地采取了全纪实的叙事。除因情节构造之需，于若干细节有所虚构或想象外，大部分内容都来自真凭实据。所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1]作者就像今之学者做论文那样，以一篇《桃花扇考据》，专门列出他所本的主要材料，一方面显示作品的严肃，一方面亦备有兴趣的看客或读者索证稽核。而且他对材料的搜集，并不以案头为满足，利用各种机会，踏访实地，亲问旧人。以我孤陋的见闻，远在十七世纪（《桃花扇》“凡三易稿而书成”，最后脱稿于1699年），以这种方式和意识产生的剧作，仿佛只有《桃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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