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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_高华【完结】(42)

  蒋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陆的大饥荒已达到顶点,也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国民党对大陆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陆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了,国民党开始行动了,派出小股武装骚扰闽、粤、浙、苏、鲁等沿海地区,都以失败而告终。1964年,国民党不得不把“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军事性的内容消失了。王鼎钧说,一向高歌“我们明天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军押解回去。(王书:351页)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70年代后,终见成效,台湾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繁荣了,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是当年他们未曾想到的。

  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就像人们不可能料到蒋经国去世一年后东欧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也会解体一样,当年的人们很难想象国民党在台湾铁桶般的统治也会结束。国民党从特务横行,嗜权如命,到遵守政党轮替的游戏规则,其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推动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进步了,台湾社会进步了。

  说起人的因素,人们必然说起蒋经国,他确实是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钧先生呢,他难道不也是推手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上,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他说他在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王书:361—362页)。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这是何等让人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20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 * *

  * 原文发表于台湾《思想》杂志总第18期,2011年6月。

  [1] 王鼎钧《文学江湖》,尔雅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王书”。

  [2]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372页。

  [3] 牛汉口述,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92—93页。

  [4] 郑彦英:《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2011-03-28,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17kt5.html?tj=1。

  [5] 翁元口述,王丰笔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年,28页、224页、218页,以下简称“翁元”。

  [6] 翁元:48页。

  “思想”的累与痛*

  胡伯威《青春·北大》读后

  几年前我就陆续读到胡伯威先生这本今天定名为《青春·北大》的回忆录文稿,立刻被其深深吸引。二十多年来,已出版的一些有关反右的回忆录大多集中于当时的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对于右派中的“小人物”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以及其后几十年的命运沉浮,出版界兴趣较少,所幸这几年也看到“小右派”的回忆录,毕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即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人。相比于那些著名的“右派”,这些人言说的声音虽然微弱,而且较少受到社会的关注,但他们的际遇却更能反映这个重大事件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胡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被打成“右派”,散布于穷乡僻野的小学教员和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小干部、小职员等,他算得上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党内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个“小人物”。胡伯威的“从左向右转”的成长道路,颇具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大多数人毫不涉及“思想”,只因对基层领导的官僚主义有所不满,而提了一些批评意见,或根本没提任何意见,就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作者与他们不同,确实是因“思想问题”而被划为“右派”的,而他的“思想问题”恰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者从一个虔诚的“少年马列信徒”,“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在北京大学完成的,这就使得他和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北大在中国20世纪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作者在北大求学的岁月正是北大发生重大转变的年代,它构成了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外部环境。胡伯威回忆录最大的特色是写出了50年代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进步青年”,在时代的大转变中思想发生一系列变化的轨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北大师生等各色人群的精神风貌。因此他所书写的就不仅是他个人一段历史,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提供了50年代我国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横切面。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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