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另一个主要发现是，为了影响作出不公正决定的当地政府，五国公民有着不同反应。很多美国人说，他们会“努力谋求别人的帮助”。当面对政治问题时，美国人似乎是天然的“团体组织者”，这一特征正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基石。在更为从属型的国家，这种组织团体的倾向就少得多。
其他研究还显示出，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以自己的政体为荣，对于自己国家民主的运行也更为满意。1995年，盖洛普（Gallup）的一项调查发现，64％的美国选民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满意度。同样的满意度，加拿大人是62％，德国人是55％，法国人是 43％，英国人是40％，日本人是35％，墨西哥人和匈牙利人只有17％。美国人经常抱怨自己的政府，但是他们对于民主的信念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
经典论述 ◇ 公民文化
阿尔蒙德和维巴对不同国家之间政治信仰、符号和价值的比较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1959年和1960年，他们访问了5个国家的1 000多人，以总结出该国的政治态度。从调查所得的数据中，他们确认了三种普遍的政治文化：参与型、从属型和教区型。他们总结说，每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都是这三种理想类型的不同混合体。
参与型
在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中，如美国和英国，人们懂得自己是公民，并关注政治。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系引以为豪，也愿意对其展开讨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影响政治，并宣称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会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相应地，他们显示出较高的参政能力和参政效能。他们为选举而自豪，相信公众应当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在社区中，他们是活跃的，经常加入不同的志愿组织。他们更倾向于相信他人，就像孩子参与家庭中的讨论那样。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很明显是民主政治的理想土壤。
从属型
比参与型政治文化低的是从属型政治文化，特别是在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在那里，人们也相信自己是公民，并关注政治，只不过被动一些。他们相信政治性新闻，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系没有什么自豪感，情感上的认同也少一些。在讨论政治时，他们的感受并不好。他们感到，自己只是在与地方官员打交道时才能够影响政治。他们并不经常参加社团组织，参政能力和效能要低些，有些人感到完全没有权力。他们也参与投票，但是没有投票的激情。他们不愿过多地相信他人，也不愿像孩子那样轻易地表达观点。民主在这种文化中生根有很大的难度，这里的人们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从属的客体，而非积极的主体。
教区型
更低一级的是教区型政治文化，如墨西哥。在那里，许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公民。他们认同相邻的地域性团体，因此有了“教区型”这一称谓。对于国家的政治体系，他们没什么自豪感，也不抱太多期望。他们不关心政治，没有什么政治知识，也很少谈论它。他们既没有参政的热情，也没有参政的能力，在既定的制度面前，很少有拥有权力的感觉。在这种政治文化中发展民主政治是非常困难的，既需要全新的制度又需要全新的公民文化。
政治文化的衰败
在20世纪晚期，大部分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开始变得玩世不恭，选民的投票率也在一直下降。更多的民众认为，政治生活中充斥着腐败，政府缺乏效率。最为严重的是日本——经济已经持续停滞了20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越战、水门事件、通货膨胀的年代——对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了美国人对政府信心的急剧下滑。在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总统“良好感受”的执政理念下，民众的信心开始回升，但已经无法达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水平。2004年和2010年的下降或许分别反映了对伊拉克战争和过度的银行紧急援助以及不断增加的联邦债务的不满。民众日益增长的犬儒主义态度，使得美国政府的管理变得困难，在选举时的反应，也显示出对华盛顿的持续不满。美国的政治文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统一、拥有高度的合法性（见图7—1）。
图7—1 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1964—2010）
资料来源：1965-1996,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2010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People and the Press。
与之相关的是美国的“文化之战”，这是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令人厌恶的两极分化的结果。二者之间互不喜欢，投票时也在极力反对对方。两个世纪以来，“两个西班牙”之说一直存在，这源于宗教和地域的差别。现在，美国似乎也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保守的、福音主义的、小城镇的，分布在美国的中部，支持共和党（新版图上的“红色州”）。另一个是自由派的、世俗的、都市的，分布在东西海岸，支持民主党（新版图上的“蓝色州”）。保守派人士憎恶同性恋和妇女的权利、增税以及奥巴马（如福克斯新闻频道）。自由派人士憎恶大公司、伊拉克战争以及老布什（如迈克尔·摩尔）。
尼克松最先利用这种两极分化并因此赢得了1968年的总统选举，自此这一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这种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充满争议的。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年轻的一代美国人通过“毒品、性和摇滚”来否认权威。作为反应，被尼克松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老一代美国人开始转向拥护“家庭价值观”的保守的基督教和共和党。这给美国的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之间带来了很大分歧。同时，美国仍未从越战的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而伊拉克战争又一次点燃了怒火。医疗改革的巨额支出以及银行的紧急援助行动激怒了保守派。在经济和人口增长方面，东西海岸在发展，中部则处于停滞状态。经济上的变化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农场，这些人变得愤怒起来。假如这种两极分化持续下去，一些人开始担心美国政府的稳定性。两派美国人之间的对话努力最终趋于失败，因为他们的论点含混不清，而且是不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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