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不失为一面小镜子，有一份热就发一分光。
总算是一个普通党员的心意，反映出一点真实的希望。
可是，这首诗后来收入当年出版的《公木诗选》时，却遇到了一些麻烦。编辑把其中“耀邦同志”的名字全都隐去，修改成了“领导同志”，理由据说是根据一个什么最新的文件。公木为此大惑不解：
我首先对编辑同志致以歉意，他选编我的诗必须再大施斧斫：
要把“总书记”“胡耀邦”一律回避，不知流了多少汗，费了多少心。
是编辑同志情愿这样干的吗？
他是遵照社长或者主任的旨意。
是社长和主任主动这样办的吗？
他是根据一个最新文件的指示。
我很体谅社长和主任的苦衷，既然有文件不照办恐怕不行。
只是文件并不曾广泛传达，具体提法一般同志说不清。
据说耀邦同志担任主席以后，曾向各级党组织发过一个通知：
注意在文艺作品或集会时候，不要宣传个人，莫提自己名字。
公木认为即使是“领导同志”的名字，也不应该是“圣讳”，因此又接着写了一首《关于申请的申请》，继续以诗上书：
可是您的名字连同您的职衔，既然一律被扫荡出诗篇；那么，我的申请作为一面铜镜，岂不就正好象被凿成了麻脸？
说是申请却失去了对象，也不知道话是从何说起的；成了一笔没头尾的糊涂账，还怎么能充作一面镜子呢？
说到底这也不过是小事一宗，又何必再这般哕嗦个不清？
只因为呀，要避免这种遭遇，原本是我向您申请的主旨。
申请完整却得到阉割，申请爱护却得到攀折。
而且最最使我惊异的，这攀折还借用了园丁的名义哩！
第四十九章（3）
公木在诗中对耀邦同志说：
无妨复按一下那申请的内容：
您赠送我们作家一面铜镜，我们作家无人不深受感动，我就想也该让更多同志通用。
尤其是我们党的各级领导，都听听这铜镜的故事有多好？
作家们固然都需要照镜子，而作品岂不也是一面镜子可照？
有的领导硬是不愿照这面镜子，看不顺眼就把它唿喇喇摔掉。
这不应算是正常的耍耍性子，多听听这故事也许会有特效。
因此上我才提出那个申请，不只为繁荣文艺，也事关党风。
这申请只能提给您，耀邦同志：
只有您曾赠送我们这面铜镜。
公木认为：
一般人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一般人的职衔只是标志责任。
我想这也完全可适用于领导，忌讳更不存在于我们共产党人。
不是做官当老爷，是干革命，这道理不言而喻人人能懂。
那实质岂在于怎样称呼吗？
而是看怎样对事业对群众。
我首先是个党员，其次是个诗人，很想向您，敬爱的耀邦同志，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主席：
提出一点个人的建议，谈谈心。
当然啦，您很忙很忙，日理万机，如今已不同于在延安的窑洞里。
而所谓谈心，只不过是打油诗几句，且并不要求一定送达您的手里。
为什么在我的诗篇中，您的名字和职衔都必须隐去？
我不以为这真会是您的意思，却是呀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为什么芒刺正扎上芭蕾的足趾？
为什么牙虫正长进牙医的口腔？
芝麻大的事，我并不抱委屈，而事非偶然，我却感到迷惘。
……这首诗可说是一篇新时代的“诗谏”。公木把这首诗称作自己的代表作。
第五十章（1）
第五十章语惊作代会第五十章语惊作代会1979年10月30日，公木到北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入住西苑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这是结束十年浩劫后的一次文艺工作者盛大的聚会。和第三次文代会之间，整整相隔19年，出席这次大会的，多达3100多人。从四楼到六楼，从山东到上海，大作家、大画家、戏剧家、大导演、电影明星，可谓群星荟萃。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周扬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
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文讲所校友合影（二排左五公木）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以前，文艺界的思想一直并不解放。因为大家被“文革”整怕了，怕一说出来或写出来就要犯错误。“文化大革命”被宣布结束，但许多人或因禁忌，或因视野，或因观点差异，或因涂饰遮掩，仍没有从心里真正驱除那些庞大的阴影。在这样缤纷复杂的形势下，文艺界的领导之间也因对形势的认识不同，明显地分化了。一些文学史研究者，注意到了这种分化。有的研究者甚至用“惜春派”和“偏左派”来命名——谁谁谁等为前一派，谁谁谁等为后一派。甚至有人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四人帮批判过的“黑八论”，我们“文革”前早就批判过了。这种与四人帮“争功”的现象，让公木十分忧虑和愤慨。
1980年，公木与萧军重逢所以当听到小平同志的讲话中以下这样一段话时，公木激动的鼓起了掌。小平同志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段话感动了公木，同时也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据公木回忆，当时鼓掌时间长达四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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