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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斯大林_[英]西蒙·蒙蒂菲奥里_【完结】(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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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断定,1890年之后,斯大林基本没见过贝索。但是,很多档案资料以及坎戴德·恰尔克维阿尼的回忆录都显示,在此之后,他一直都和酗酒的父亲保持着联系。

  [2] 1931年9月,被关在第比利斯梅特希监狱里的历史老师给他曾经的学生——当时的苏联领袖——写了一封信。于是,斯大林给高加索的政治领导人贝利亚写信:“73岁的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哈塔泽被关进了梅特希监狱……我从神学院时期便认识他,我认为他不可能对苏联政权造成什么伤害。我请你释放了这位老人,并将结果告知我。”

  [3] 乔治·古尔德杰夫——《与伟人际会》的作者,这位通灵者具有极大争议,有人视他为骗子,有人则视他为精神导师——说,斯大林和他是神学院时期的同学,斯大林甚至还住在他位于第比利斯的家。可是,身为亚美尼亚人的古尔德杰夫是个妄想狂:他出生于1866年,比斯大林年长12岁,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曾在神学院读过书。斯大林当时是寄宿生,不太可能住在别人家。古尔德杰夫还说,他当时有个叫“尼杰拉泽王子”的朋友,而“尼杰拉泽”是斯大林在巴库时期的化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古尔德杰夫的话是真的。斯大林执政时期曾迫害过通灵者,尤其是“古尔德杰夫们”,他们经常遭到枪杀。

  [4] 1943年9月4日,被流放的俄罗斯大牧首谢尔盖和两位大主教被召入克里姆林宫,并于当晚和斯大林展开了一场奇怪的对话。斯大林说,他想恢复大牧首制、教会和神学院。谢尔盖认为恢复神学院为时尚早。斯大林则回答道:“恢复神学院更好一些。”可是,他又假惺惺地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教会骨干了呢?他们都去哪儿了呢?”谢尔盖富有策略地开玩笑道:“他们之所以不见了,是因为虽然我们把他们的其中一位培养成了神父,但他却成为了苏联的领袖。”那一晚,斯大林一直在回忆自己的神学院生涯,谈话一直进行到了午夜3点。“尊敬的大人,”他以这句话和主教道晚安,“目前来说,我只能为你做这些。”

  8 气象员:党派和王子

  索索需要一份活计和一个家。他成了气象员。虽然听上去难以置信,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第比利斯气象站员工的身份是对他绝佳的掩护。在此之前,他在哥里的朋友、拉多的弟弟瓦诺·克茨霍韦利已经是气象站的员工了。1899年10月,斯大林住进了他位于观象台下方的宿舍。[1]当时他只是“实习气象员”。他一星期只上三天班。值日班的时候,他会在上午6点30分至晚上10点之间每隔一小时记录一次气温和气压,而他的月薪则有20卢布。他的夜班则是晚上8点30分至早上8点30分。然后,他就开始放假了。他会把休息日都用在革命工作上。1899年晚些时候,在索索的热情支持下,拉多开始组织罢工运动。这是格鲁吉亚最初的几次大规模工人运动之一。

  新年那一天,在拉多的指挥下,有轨电车——它们归当地的比利时人所有——的工人进行了罢工,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瘫痪。秘密警察正在暗中监视拉多和他那帮具有革命倾向的气象员。1900年伊始,警察便冲进了气象站,逮捕了斯大林,把他送往梅特希监狱。这是斯大林首次遭逮捕。逮捕他的官方理由是,贝索没有付清他在家乡迪迪里洛的税单——虽然这听上去更像是宪兵对斯大林的警告。

  斯大林没有钱,不过,他那些富裕的朋友(以达维塔什维利为首)一起集资帮他付清了税单。这件事当然不会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不过,贝索的确去气象站看望过索索好几次。

  当凯可听说贝索又开始和她的儿子接触,这位雷厉风行的母亲立刻赶到第比利斯,前去“拯救”她儿子。她坚持要住在索索的房里。

  在被释放,而试图介入自己生活的母亲也回了老家之后,斯大林又展开了动员全城工人阶级的活动:这一次,他点燃的是铁路工人的热情。他一直都待在火车站的仓库里,“那是一栋长条形的石头建筑,上面有大大的格子窗,敲击声震耳欲聋,火车冒着烟轰鸣着进站”。最初,他的同志们让他负责两个铁路工人秘密团体——所谓的“小团体”。据斯大林回忆,当时的他“完全是个菜鸟,一个毫无经验的初学者”。

  斯大林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他的行头恰如其分,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一个革命者,特别是来自于乡下的革命者,大抵就长成这样”:胡子、不修边幅的长发、黑色绸缎的俄式上衣,以及一条红色领带。他甚至故意让自己显得很不整洁。据伊利马什维利回忆,“他永远都穿着那身脏兮兮的上衣和一双早已失去光泽的靴子”。

  索索不知疲倦地教育着他所负责的小团体,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我们为何贫穷?”他的问题直戳这一小帮工人的痛处,“我们为何被剥夺了权利?我们又怎样才能改变命运?”而他本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工人们非常信服这位年轻的“布道者”——很多革命者都是神学家和从虔诚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这并非是巧合。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给索索取了个外号,叫作“神父”。“这是一次神圣的斗争。”第比利斯的革命者米哈伊尔·加里宁说。而同一时期,正在另一城市做革命启蒙工作的托洛茨基则回忆说,很多工人都认为革命组织像“早期的基督教会”,他们却被教育必须成为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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