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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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把通知书提前寄到石油公司。然后，索索会委派他的技术助理——“一个十分高大的、据说是‘斯大林保镖’的人带着枪前去收钱。没人胆敢不付钱”。
斯大林这位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和当地的犯罪组织打上了交道。毛瑟党开展地下革命活动，这与黑帮的运作方式有些相似。有个帮派控制了“黑色之城”的一片废地。斯大林“和这个帮派协定，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能通过那片土地，而孟什维克则不行。布尔什维克党人有特别的暗号”。在俄国这座最为狂野的城市，暴力是通行的法则：石油大亨也会聘请车臣流氓做油田的保安。最为富有的石油大亨之一穆尔特察·穆赫塔罗夫——他的家是巴库最大的宫殿，是一幢法国哥特式的城堡——向他的保镖下令谋杀斯大林。索索被车臣人狠狠打了一顿[6]，这或许就是出于穆赫塔罗夫的命令。斯大林极其小心谨慎，毛瑟党人博科夫说：“有时候，我们甚至半年都不知道他在何方！他没有固定的住所，而我们只知道他叫‘科巴’。如果他约了我们，他也从来不会准时出现，他不是提前一天就是推迟一天现身。他从来都不换衣服，因此看上去像是个无业游民。”索索的同志们注意到，他和那些热情如火的高加索人不一样。“他不会流露情感，”其中一位说，“无论他有多喜欢某个手下，一旦这个人损坏了党的利益，他就不会原谅他——他会活生生地把他的皮给剥了。”
于是，索索再次成功地为革命党获取了资金和枪械。但在此过程中，他也在失去某些人心。像阿列克辛斯基和泽姆利亚奇卡这样的老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十分憎恨这些抢劫行动”和杀戮行为。“有一次，一个党员激怒了斯大林，虽然他没有确凿的证据，但那个人还是被驱逐出了城市，接受了‘审判’，被枪决了。”
斯大林以“实用主义者”自居。他说自己并不是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而是实用的强硬派，干“脏活”的专家。而事实上，他在这两方面都很擅长。不久之后，列宁便听说党内有很多对斯大林的怨言，可是，那个时候，斯大林的势头已经不可逆转了。武利希写道，斯大林“成为了高加索真正的大佬”，“他有很多追随者，他们都认为他是党内仅次于列宁的二号人物。他没有得到那些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活力四射的人已然不可或缺”。
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索索具有“磁场效应”，而他也会保护他们。他在结交政治伙伴方面极具天赋，这也是他能最终登上权力巅峰的重要原因。他在瑞典时的室友伏罗希洛夫[7]——对革命充满向往的铁路工人，一头金发——来到巴库投靠他，却生了病。“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望我。”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聊着天，开着玩笑。他问我是否喜欢诗歌，然后就背诵了一整首涅克拉索夫的诗。然后，我们一起唱起了歌。他的嗓音十分优美，耳朵也很灵光。”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说：“诗歌和音乐能让人开心！”阿利卢耶夫在被捕之后，害怕自己的家人也会惨遭厄运。于是，阿利卢耶夫一被释放便找到了索索。索索建议他离开巴库，并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到莫斯科。“把钱收下。你有孩子，你应该照顾他们。”
卡托的去世对斯大林是个打击，然而，早在1908年年初，这个以“科巴·卡托”为笔名的鳏夫便已经开始参加各种派对了。而他的身边从来都不缺乏女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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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2年，当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亚·阿利卢耶娃自杀时，斯大林的反应也和这一次类似：自怨自艾，甚至扬言要自杀。
[2] 死讯全文为：“同志们，朋友们，家人们，我们悲伤地通知，叶卡捷琳娜·谢米诺娃·斯瓦尼泽·朱加什维利去世，向她的丈夫约瑟夫，父母西蒙和斯波拉，兄弟姐妹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大和玛丽科表示沉重哀悼。”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说：“1936年，我把我的妻子萨什克埋在了卡托身边。”萨什克因癌症去世，但她或许因此而逃过了苦难。20世纪30年代早期，斯瓦尼泽一家还与斯大林关系极为亲密。但他们的命运却在一夜之间逆转而下，笔者将在本书的尾声中讲述这个故事。卡托和萨什克的墓地现今仍然在第比利斯，墓碑上有她们的照片。墓地的背面还有一个破旧的铁栅栏，斯大林有可能在逃避追捕时翻过这个栅栏。在盗墓者中流传着卡托死于伤寒的传说。第比利斯市政府最初想把她埋到“瘟疫墓地”，可是，她的家人领走了尸体，重新安葬。
[3] 和他再次会面的第比利斯老朋友有：塞尔戈、布多·“枪管”·穆季瓦尼、阿利卢耶夫、钦察泽，以及“组织”的大部分人——还有身材高大、蓝眼珠的邵武勉。斯大林的新朋友伏罗希洛夫以及老朋友叶努基泽很快又迎来了列宁的特派员：人脉广但为人严肃的贵妇艾伦娜·斯坦索娃（“绝对真理”）、罗扎利娅·泽姆利亚奇卡、阿列克辛斯基和一个名为路德米拉·斯特尔的女孩。然而，很多他过往便认识的孟什维克党人也来了，比如说杰夫达里阿尼。这个世界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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