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第比利斯的秘密警察对革命党人展开围捕，斯大林刚躲进一个秘密藏匿地，却吃惊地发现一个名为阿尔乔姆·吉奥的孟什维克党人也躲在那里。“没想到你也在！”斯大林吃惊地说，“难道你没有被捕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斯大林安慰吉奥道，“他是我的同志。”而这个所谓的“同志”则是一个警察翻译官。后者向斯大林汇报了当天有哪些同志被逮捕——其中包括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并提醒斯大林警察当晚就要抓他。[3]
奥克瑞纳间谍“菲库斯”报告称，有个神秘的宪兵军官通知斯大林和穆季瓦尼宪兵队即将展开对印刷所的突袭。而正如我们上述，他们及时搬离了印刷所。
那么，斯大林和秘密警察的关系到底如何？
“斯大林会把那些对他有意见的同志的地址告诉宪兵，他想以此除掉他们。”阿尔申尼泽坚称，“他的同志决定让他接受党内调查审决……然而，就在审决的当口，宪兵冲了进来，逮捕了审决人员和科巴。”乌拉塔泽说，1909年，“巴库布尔什维克党指控斯大林出卖了邵武勉”。佐达尼亚说：“邵武勉曾告诉过我：‘斯大林出卖了我——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我的藏身处在哪里。’”虽然这三位的话都被作为事实广泛地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接受，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们都是被斯大林流放的孟什维克党人。
另一方面，秘密警察总是搞不清楚斯大林的身份。巴库宪兵队长马丁诺夫上校直到1909年12月才发现“牛奶工”就是索索·朱加什维利——而那时候，斯大林逃离巴库已长达6个月了。难道他真的被沙皇的高层庇护着？
当我们把所有因素——早在1902年，他就被怀疑是间谍；他在秘密警察内部有线人；他总是能从流放地和监狱逃脱——都考虑进去后，斯大林是沙皇间谍的说法的确显得有理有据。难道，这位未来的国际马克思主义领袖从一开始就是个无法无天、狂妄自大的叛徒？进一步说，如果斯大林是个叛徒的话，那么，在其执掌下苏联所进行的所有革新不就是个骗局了吗？难道他杀了那么多人（特别是在“大清洗”时）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恶？这种阴谋论很是诱人，特别是在“冷战”时期。
然而，对斯大林不利的证据是相当不可靠的。孟什维克党人说斯大林背叛了邵武勉，这些话经不起推敲。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确紧张，但还没有严重到成为宿敌的地步：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党的两位巨人“友好但也有分歧”。在1907—1910年间，邵武勉只被逮捕过一次。当他于1909年4月30日被逮捕时，斯大林还身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而当他于1911年9月30日再次被捕时，斯大林本人也被关在圣彼得堡的监狱里。斯大林不太可能安排了这两次逮捕行动。
斯大林是个实用主义者，有时也残忍无情。他自负自大，所以，在他看来，任何和他作对的人都是和历史作对——因此，无论动用什么手段除掉此人都在所不惜。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他背叛了某位同志或因此被党内审决的确凿记录。
斯大林在秘密警察内部有线人，这事貌似十分可疑，实则符合情理。我们可以从奥克瑞纳安插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间谍“菲库斯”那里反讽地了解到以下事件：1909年11月，他来到第比利斯参加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科巴（索索）——来自于巴库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的建议下，会议决议要把党员安插在不同的国家机构中，以向党提供情报。”我们可以就此判断，当时的斯大林主导了党的间谍和反间谍工作——打入秘密警察内部。
收买宪兵和奥克瑞纳军官，获取有关叛徒和警察查抄的情报，迅速安排被逮捕的同志逃亡——这是他的工作。只要仔细研究每一则有关他是间谍的传言，我们就会发现，即便是在那些对他最不利的证言中，他也只是在接收情报，而没有给出情报。这些和斯大林合作的线人，他们中的有一些——比如说警察翻译官——是革命党的同情者，而大多数只是贪图钱财。
情报世界永远是个市场。高加索地区的警察尤其腐败，他们就释放革命党人明码标价。只要给巴伊洛夫监狱的典狱长150卢布，他就会为被逮捕的革命党人找一个替罪羊。[4]巴库宪兵队的副队长费奥多·扎伊采夫上尉尤其腐败。“很快，所有同志都被释放了，”塞尔戈回忆道，“我们只是给扎伊采夫上尉付了一小笔钱——他早就接受了贿赂。”为了让扎伊采夫释放邵武勉，巴库石油大亨舍巴耶夫付了他700卢布。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扎伊采夫便是私会斯大林的那个宪兵高级军官。1910年4月，沙皇当局终于发现了扎伊采夫的受贿行径，并把他解职了。
行贿金是双向流通的。几乎所有奥克瑞纳的间谍都会收钱，但斯大林却从来没有这些秘密收入。即便他的手头全是从银行夺来的钱，他也基本不会花在自己身上。他经常处于赤贫的状态，和那些真正的奥克瑞纳间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总是会以出卖情报的方式收取巨额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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