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从这句话来看，兹父似乎是个孝顺又谦虚的好孩子，而且高风让贤，品德高得不得了。事实的真相是否如此，我们不是兹父，当然不得而知，不过对人性对政治都有着深刻了解的毛泽东同志在小学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宋襄公论》，里面就指出兹父明知这样违反了当时的礼法和继承制度，还要坚持让位，明显是做给宋桓公和天下人看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博得“仁爱”的美名。
过让则伪，过谦则矫，毛泽东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他的国文老师也因此给这篇作文破例打了105分的超满分，可见其见识独到非同凡响。但可惜宋桓公不是毛泽东，他的脑袋拐不了那么多弯儿，于是竟在兹父的坚请之下真的决定换太子了。
如果兹父真如毛主席所言是个野心勃勃且狡诈伪善之徒，这会儿一定哭死了，不过好在目夷听说了这件事儿后非常上道，他坚决不肯接受太子之位，说：“兹父能以国让之，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庶立而嫡在下，不顺也，不顺而使目夷为之，目夷将逃。”于是逃到了卫国。
兹父一看目夷跑了，他也跟着跑，顺便也好去看望一下母亲。于是哥俩儿前脚跟后脚全都逃到卫国去了。
目夷为啥放着大好的太子之位不要，除了兹父“仁孰大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他认为这样的人事安排很“不顺”（不符合立君的顺序）。
宋是商纣王同母长兄微子启的封国，当年周灭商后，周天子采用“以殷治殷”的策略，将殷商遗民们迁到了东部黄淮平原，封微子启于宋，公爵，建都于商之发祥地商丘，以延续商之宗祀，管理商之遗民，并作为周室东南屏藩，阻挡淮河流域东南异族的入侵。
所以，作为殷商民族直系后裔的宋人，保留了浓厚的殷商文化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信鬼神、好祭祀，与周人之文化迥异。据《左传》记载，有一次晋宋两国盟会，宋平公提出用殷商的传统祭祀乐舞《桑林》来招待晋悼公。这个乐舞，据说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装成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由于它描写了简狄吞玄鸟卵而生殷商始祖契的具体过程，非常之神秘怪诞，竟把不识殷礼的晋悼公给吓病了。
除了文化风俗，商与周继承制度也大有不同。商人的传统君位继承制度是：“以弟为主，而以子继辅之。”也就是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应为氏族社会制度的残余），这种随意性很强的君位继承制给商朝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宋国早期也是如此。
据《史记·殷本纪》：“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可见殷人注重血统关系的亲亲继承制度，远比周人的注重政治阶级的嫡长子继承制要落后。统治阶级由于君位继承中因名分不定而产生的祸乱纷争，或许就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可惜，宋国在西周与春秋之初，并没有吸取他们祖先的经验教训，仍然固守陈规采取这样的落后政治制度，从而造成了宋国长时期的政局不稳，也导致宋国错过了很多大好发展机会，以至在宋殇公（宋桓公的堂伯父）时开始从一等大国渐次沦为二流诸侯。司马迁在《史记·宋世家》最后说：“《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宋国自公元前729年宋宣公去世将君位传给弟弟宋穆公，一直到公元前681年宋桓公在内乱中即位，短短五十年的时间，宋国就经历了宋穆公、宋殇公、宋庄公、宋闵公、宋公游、宋桓公六位国君，其中有兄传弟、父传子、叔传侄，甚至还有堂兄弟之间互相传的，传来传去都不知道到底该传给谁了，再加上奸臣权臣从中捣乱，造成宋国数十年国无宁日。这种局面是号称贤人的公子目夷不愿意再看到的。
目夷的口号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坚定的学习贯彻周人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动摇，才能摆脱内乱，让宋国平稳健康地发展下去！”
所以说兹父如果真的是在演一场戏的话，那么目夷就陪他演下去好了，兄友弟恭，争相让国，一片和谐，多么美好。
与此同时，齐国的五子争立局面已然萌芽，齐桓公与管仲都很头痛，同样都是公子，齐国的公子与宋国的公子差距咋就那么大呢？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在儿子教育这方面，齐桓公做得实在很失败，瞧瞧人家兹父与目夷，思想觉悟与政治水平多高？
有了这样两个好儿子，宋桓公可以放心地死而瞑目了。公元前652年，做了三十年太平国君的宋桓公病重不起，赶忙派人去卫国召回太子兹父，传话说：“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意思是说兹父你再不回来，是想把老爹我愁死啊！
身为大孝子的兹父当然不愿意老爹被愁死，于是赶紧回国看望父亲，次年春天，宋桓公就很欣慰地死掉了，太子兹父即位为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宋襄公。
见到弟弟顺利继承君位，目夷不久也从卫国放心地回来了，宋襄公于是任命目夷为司马，主管军政大权，辅佐自己处理朝政。从此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二人让国之壮举，名传天下，世人皆以之为仁义无双，包括齐桓公与管仲在内，所以有了葵丘盟会上的后事相托，其意似有让宋襄公继承齐国霸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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