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非常清楚，对付楚国这样的贪狠之狼，只能让自己硬起来，越软越是助长它的气焰，越怕越是要被欺负，左右拼它一场，就算输也要输得轰轰烈烈。
然而，宋襄公的决定遭到了宋军高层的普遍反对。
长久以来，楚军在中原所向披靡，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宋军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大司马公孙固力劝宋襄公道：“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之矣！”
公孙固的话代表了很大一批宋国自保求全派的意见，他们认为上天已经抛弃了殷商，所有努力都是徒然的，宋襄公欲图民族复兴，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宋襄公摇了摇头，苦笑一声，叫公孙固闭嘴。
公孙固长叹而退，他实在想不通宋襄公为什么明知毫无胜算仍不惜拼命一击，这不是找死吗？要他说，就跟楚国认个错服个软，保证啥事儿都没有，最多也不过割地赔款而已。好比郑国那样，暂时的委曲求全未尝也不是一种策略。
宋襄公看着公孙固的背影，视线渐渐模糊，他的眼眶已经湿润。
不用公孙固多说，宋襄公岂能不知晓这一战的危险？叔兴之谶言犹在耳，悲剧的宿命已然注定，这一战，他就是抱了必死的决心来的，飞蛾扑火在所不惜，总之要他向荆蛮跪地求饶，对不起，做不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明知危险可以避免，仍坚守信念拼死一搏，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才是真正的勇者。如果对胜利有绝对的把握，懦夫也敢出手，根本算不了什么。
不过，地球人都知道，勇者与傻子只有一线之隔，执著与顽固也只有一线之隔。
终于，公元前638年十一月一日，在料峭的寒风之中，春秋时期最愚蠢、最可笑，也最悲壮、最感人，还最古怪的一场战役——泓水之战爆发了。
这场战役的第一大古怪，也可以说是第一大疑点，就是身为楚国著名将领的成得臣，竟然在决战前没有事先渡过泓水占据有利地形，而是在宋军完全列好阵势后，才慢腾腾地开始渡河，这太古怪了，完全不像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军事将领所为。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车战。以战车作战有两大要素，非常之关键。
首先就是地形。春秋时候的战车驾驶起来非常麻烦。不仅车体长、横面宽、轮子大、底盘高，而且还得用缰绳同时驾驭四匹桀骜的骏马，这可不像我们现在参加一两个月驾驶班就能速成的，那得从小就开始训练，以为先秦时贵族的必修课。所以，即使最优秀的御手也需要足够平坦的地形，否则随时有可能整车倾覆。
其次就是阵形。由于战车笨重，驾驭困难，机动性太差，所以只能使用大排面横列方阵作战方式：两军对垒的战车都以横排前进，迎面对冲，敌我车辆俩俩交错，战车兵从车上立直了身子，趁着与敌车一错轴的时刻，拿戈往旁边车上的人脑袋上招呼，或者用矛去戳。正因为如此，所以前后排间隙要足够，这样才不会追尾；左右列的间隙也要足够，这样才能确保错车时两两夹击对方战车——就好比《尚书牧誓》里面讲到武王伐纣，每行进个五六步，就要停下来整顿队形，并不单单是为了展示军队纪律，那是有实际用途的。
由此可见，春秋时车阵作战，谁占据了有利的地形，谁的阵形更稳固更整齐，谁就更有可能获胜。那么成得臣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怎么可能犯如此巨大的错误呢？
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说成得臣根本没有把宋军看在眼里，认为随便打都能获胜，所以才会不加防备大摇大摆地渡河。
少数人的看法，是说成得臣此乃诱敌之计，他就等着宋军钻进自己的埋伏圈里，好来个瓮中捉鳖。
两种见解都有道理，我在这儿不予置评，但当时宋军大司马公孙固显然认同的是第一种看法，他对宋襄公说：“敌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提议半渡而击之，打他个首尾不能相顾。
但是这条妙计在毕生尊奉古军礼的宋襄公看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他摇了摇头说道：“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吾虽丧国之馀，寡人不忍行之也。须其出。”
春秋三传，宋襄公的答词略有不同，但都很朴素，然而在《东周列国志》中，小说家冯梦龙为宋襄公编了另外一套说辞，说是宋襄公于战前在车上预竖了一面大旗，上绣“仁义”二字，待得此时便道：“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
冯梦龙很有才，在他的笔下，宋襄公完全变成了一个舞台上的小丑，喜剧效果十足，一副无厘头的蠢货形象。从此在人们的印象中，泓水之战演变成了一出搞笑的闹剧，悲壮之感全无。
过了一会儿，楚军已完全渡过泓水，但是乱乱哄哄，正在整理队列，部署阵形，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趁乱进攻，打他个立足未稳。
这依然是不被当时国际法所允许的，所以宋襄公还是摇了摇头道：“未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待其己陈。”
但在《东周列国志》中，宋襄公再次变化形象，从小丑变成了流氓，他竟朝公孙固的脸上吐了口口水，骂道：“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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