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嶙的第五子绵悌承袭这个“三等镇国将军”的爵位。吊诡的是，老庆王家的这个爵位，似乎被诅咒了一般，谁承袭谁就断子孙，绵悌死后又断香火。这回，轮到了其六弟绵性的儿子奕劻，过继袭爵，爵位则按规定递减为辅国将军，相当于二品武官。
奕劻承袭了辅国将军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恭亲王奕訢腾房。老庆亲王永磷的府邸原是和珅的老宅，和珅毕竟曾是大清国的首富，而其子又娶了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府因此又可享受公主府的级别，规制特别宏伟。奕劻以二品级身份，住在这样一座豪宅里，实在过于扎眼，极不相称。或许，老庆王家风波不断，香火不旺，就可能是出于这种“伤福”的“逾制”。道光皇帝下旨，老庆王府赏给了刚册封的恭亲王奕訢，这就是至今著名的恭王府，而奕劻则搬入了大学士琦善（就是传说中那位整林则徐的“奸臣”）那座被查抄罚没的宅第。
说来也怪，搬了房子后，老庆王家的熊市行情，便到头了，开始春暖花开。一年后(1851年），奕劻升到了贝子；十年后（1860年）升到了贝勒；二十二年后(1872年）成为御前大臣并且赏加郡王衔，而到1884年恭亲王倒台时，则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正式晋封庆郡王。袭爵时的奕劻，和堂兄恭亲王的地位至少差了十级。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家族将永无可能并驾齐驱，但到了甲午年（1894年），奕劻获封庆亲王，1908年更是获得了世袭罔替（即“铁帽子王”，子孙袭爵时不必递减爵位），彻底追平了恭亲王。而且其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以一个旁支宗亲，而成长为清代第十二位也是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奕劻爆出了大清官场最大的冷门。
阴阳线
晚清参与中央工作的四大王爷（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庆亲王）中，单从个人仕途成就来看，奕劻无疑可拔得头筹。恭、惇、醇三人，均是道光的儿子，先天资源就十分丰足。在他们这些凤凰而前，奕劻就如同草鸡。但“草鸡”也有“草鸡”的优势，特别谙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特别能办事，特别能察言观色，尤其特别能伏低做小，时刻准备着跃上枝头亮亮翅膀。
四人中，恭亲王为人最为周正严谨，这也源于他从28岁开始就挑起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担。从恭亲王留下的诗文来看，这本是个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才子，似因长期陷入政务和政争，他的“幸福感”指数绝对是四位王爷中最低的。从他的照片和西方人的画像看，他就是一脸的“苦相”，劳碌命。而他的个人生活似乎也缺乏色彩，单调乏味，甚至连子嗣都不旺盛，考虑到之前和珅、永嶙等人如过眼云烟般的短暂富贵，这座府邸的风水的确令人生疑。
恭亲王待人宽厚，这点连西方人都大为认可。这令他的周围凝聚了一批精英，在内忧外患中，支撑起了政府的运行。恭亲王自身崖岸高竣，洁身自好，既不似四哥咸丰皇帝那样“绯闻”不断，也不似后来的庆亲王奕劻那样“丑闻”绵绵，对于恭亲王个人道德的仅有指控，是说他曾默许门房收取进门费（“门包”），但这也是野史所载，孤证而已。
惇亲王奕誴则因老妈不重视“计划生育”，而错过了本能成为皇家老大的机会，后来又被老爸道光皇帝送给别人家承嗣，心里多少有些不平，以王爷之尊跑到街头小摊大碗喝酒、赤膊躺在什刹海边纳凉等“平民”作风乃至“痞子”作风，也多少有些故作姿态。他在“叔嫂共和”的体制下，也长期在中央工作，敲敲边鼓，有时倒也能发挥些平衡的作用。
醇亲王奕譞，给时人和后人的印象都是“窝囊”，为人低调，不显山、不露水，却一门出了两任皇帝（其子光绪、其孙宣统），一任摄政王（其子载沣），两个郡王（其子载涛、载洵），在道光诸子中独领风骚。晚清半个多世纪，实际上就是醇亲王家的时代。
血统上毫无优势的奕劻，绝对是个另类。他有着恭亲王那样的办事能力，在恭亲王之后实际主持大清外交近30年，并且成为李鸿章、袁世凯等改革者及实力派的政治靠山，在诸如甲午战争、庚子事变、新政改革乃至辛亥革命等重大转折关头，他都是主角之一。
奕劻也有着醇亲王那样的隐忍和低调，他的权力伸展和布局，都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对上级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之后再想法“遇见红灯绕着走”。作为一个毫无先天资源的旁系宗室，奕劻只能依靠后天的努力，多笼络那些能办事、尤其能办大事的人，以便形成合力。野史传言，光绪驾崩时，有人甚至想拥戴奕劻之子载振，这虽是野叟村言，却也代表部分官心民意。
奕劻更有着惇親王那般的大智若愚，他或许是这四个王爷中名声最不好的。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后世有人称他为大清“首富”，虽未必尽然，但也“虽不中亦不远矣”，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存款。他与军机大臣那桐一道，因特别能贪，而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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