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四原则是：一、如果中国宣称台湾为属地，并且同意惩处肇事者，日本就只要求抚恤金及今后保护漂民的具体措施。显然，这样的前提，还是中国承认琉球为日本藩属，甚至是日本领土，仅此一点，日本就能大有收获。二、如果中国否认台湾为属地，则日本将自行处置。这是日本最希望得到的结果，等于中国自动放弃台湾的主权。三、如果中国既坚持台湾的主权，又以各种方式推脱“琉球漂民事件”的责任，则日本将“论责处分”台湾，如此，中日之间或将立即爆发武装冲突，日本并无必胜的把握。四、日本代表团根据情况相机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应对。而对日本的试探，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居然推搪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以，大清国对于“生蕃”杀人事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明了大清国承认台湾的一部分土地是“无主之地”，大清国主权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日本政府随即调整计划，将攻占台湾“蕃地”列为第一目标，吞并琉球则放到第二位。1874年5月，3000多日军从台湾南部登陆，攻击台湾土著。大清政府一面加强与日本的外交交涉，一面积极整军备战，福州船政大臣沈葆祯出任钦差大臣，率军赶赴台湾，准备武装抗击日军。
日军在台湾的“讨伐”并不顺利，受到了当地土著的坚决抵抗，加上时疫流行，减员严重。在列强调停下，中日两国半年后（1874年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约定日本从台湾撤军，中国向“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10万两，日军在台湾所修的道路、兵营等，折款40万两由中国方面“愿留自用”。在这一条约的导语部分中，明确说明日本出兵的理由是“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残害”，“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至此，日本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没有斩获，但在琉球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日本代表团顾问、法国法学家巴桑纳表示：“1874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最幸运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中国的注意力被新疆牵制，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动作。
第二十四章 抗俄还是抗日
【 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的叛乱既混合了种族矛盾，也混合了阶级矛盾，其与太平天国的余部及捻军等都有呼应，当然是心腹大患。几经权衡，中央终于下定决心：在逐渐兴建南北洋海军的同时，国防重点向西北倾斜，全力解决新疆危机！】
大清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极熊和东瀛狼，同时在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发难，帮助清廷对抗过太平军的英国军官甚至发出了迁都才能挽危亡的惊呼。
西北方向，沙皇俄国乘新疆叛乱之际，“主动帮助”中国从叛军手中“收复”了伊犁地区，历经10年却并不归还，而是索要高额赎金及大片土地。左宗棠率领西征平叛得胜之师，屯兵六万，厉兵秣馬，与俄军对峙，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预料中俄战争将难以避免。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大清政府的老朋友、曾担任过著名的洋枪队统领的戈登，受大清政府的邀请，到访天津与北京。戈登认为中国并不具备抗击俄国的军事实力，至少要打5年以上的游击战，才能稳住局面，因此必须做好迁都的心理准备，焚毁北京，坚壁清野。他同时也坚信，一旦迁都，则大清王朝将会立即被汉人起而推翻。
东南方向，正在飞速崛起的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此时更悍然宣布将琉球撤蕃立县，改名为冲绳，下一步的野心就是朝鲜和中国台湾。琉球国王派出的秘密使节，向中国政府“泣血”求援，要求中国尽快出兵。抗日情绪同样充满了大清朝野，主战的奏折雪片般地飞进紫禁城。
该雄起！应亮剑！在危机的刺激下，以恭亲王为领导核心的大清，上下都充满了激情的呐喊，但是，激情并非实力，口水绝非拳头，大清国根本没有两线作战的实力，只能在陆地与海洋、“塞防”与“海防”、“固疆”与“保藩”、抗俄与抗日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此时，琉球问题带给大清帝国的刺激，远远高于新疆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连昔日赢弱的日本也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是，扩建海军的努力迅速被日益严重的新疆问题所阻断。左宗棠的西北备战已经基本就绪，只待一声令下，便可以西征入疆。有限的财政资源和国防经费，究竟应该是满足新疆的平叛，还是先兴建海军？一场有关“海防”、“塞防”的大争论在大请展开。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海防建设刻不容缓。而且，自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经营塞防，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如今又要竭尽天下财力西征，不如听从英国的建议，承认阿古柏政权，接受其称臣入贡，将节省下来的塞防费用转而建设海军，对抗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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