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盛藻奏折一上，立即遭到上谕的批驳。慈禧太后的批示明确指出同文馆就是“正途”，而天文算学“本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此举不过是“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舍圣道而人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
其实，这种反对意见，恭亲王早己料到。在他建议将同文馆招生范围扩大到翰林们的奏折上，就用长篇大论做了伏笔。他鲜明地提出“天下之耻，莫耻于不如人”，随后，提出了“西学”其实就是“中学”的雷人观点，认为“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上目为东来法”，只是西方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因此，“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学习科技并非是学习西方，“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傥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
恭亲王的这套说法，无疑能相当有效地削弱反对的声浪。1899年，英国人Harold E.Gorst在回顾大清三十年改革史时，就认为恭亲王此举，是耍了一记漂亮的“外交手法”。
其实，在晚清的改革，乃至历朝历代的改革过程中，我们都能发现，改革者总是策略性地用现有体制的旧衣裳来遮掩不断成长的改革躯体，尽管可能会衣不蔽体，也要竭力强调自己对传统的传承，以期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减少阻力。当实际行为已经“右转弯”，口头却依然高呼着“左满舵”的口号时，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无奈。根基于体制内的“改革”，讲求的是妥协，有理也要让三分；这与源自体制外的，颠覆一切，打倒一切，使用简单直接的暴力手段清除反对力量的“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革命讲求的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自己永远伟大、正确，错误永远只属于他人。改革与革命，虽然都涉及根本利益的调整，但在政治烹饪术上，一个是“慢炖”，即使锅有点漏了，修补修补继续熬，能将就则将就，不能将就的创造条件也要将就；而另一个则是“爆炒”，能不将就则不将就，即使能将就的，也要想方设法让它不能将就下去，完全是砸烂旧锅另起炉灶。显然，从实际操盘的难度来看，改革的“技术含量”高多了，这也需要改革者即使在策略方而也要比革命者更为圆润、老到。
“鬼子六”的“鬼计”
专攻裱糊的改革，令韬晦之术成为改革者的必修课，以确保自己成为先驱，而非先烈。恭亲王就是韬光养晦、绵里藏针的个中高手。1862年，他建议成立总理衙门，为了避嫌及减少可能的反对声浪，他再三强调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
这一次，当改革遭遇官方“包养”的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时，他也同样表现出了极为柔韧的姿态。在严词驳回张盛藻的奏折后，面对泰斗级的倭仁的反对，恭亲王施展了太极拳手法。
倭仁在他的长篇奏折中，坚决反对“正途出身”的官员进入同文馆。他担心这些国家栋梁拜洋人为师，学习天文算学之类的“一艺之末”，将导致“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而“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没有听说过有依靠着“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他同时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倭仁的奏折提交后，慈禧太后也不表态，批转总理衙门答复。恭亲王等随即上奏，痛切批驳倭仁等空谈误国，二三十年来“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他提出，既然倭仁有卧薪尝胆之志，但这是“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他借用左宗棠的话说，大清国办事太难，“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又借用李鸿章的话说，一些崇尚空谈的干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认为，倭仁等如果“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析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并且认为倭仁这一举动，对改革大有伤害，“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
恭亲王的反驳是相当严厉的，但倭仁继续抗争，干脆认为同文馆请外籍教师本身就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并认为国家振兴之际，百废待兴，“应办之事甚多”，何必因这一小事儿“群相解体”。
恭亲王随即开始转换策略，一边继续指控“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报考者”，另一边干脆来了招“请君入瓮”，抓住倭仁原奏中的大话：“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大呼道：我们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都没找到这样的人才，“倭仁竟有其人，不胜欣幸”，建议请倭仁立即保举，另开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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