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看到，王峻就是主张“靖市”或“夯市”实即“剽掠”的乱世枭雄；而王殷，不是。是否尊重私有财产，是文明与否的一道铁门限。以此来衡王峻与王殷，二人高下立见。
郭威当朝（还没有建立后周），后汉李太后临时执政，王殷被封赏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兵的马军步军总司令。
郭威北上澶州抵御契丹来犯时，京师军事统由王殷负责。当时刘赟正在从徐州向京师赶来，准备出任后汉第三任皇帝；但郭威在滑州发生了兵变，也正在向京师赶来，准备出任后周的第一任皇帝。力量胶着的时刻，京师究竟属于谁，成为决定双方成败的一大砝码。王峻、王殷仓促中做出的决定是：派出郭崇威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去拦截刘赟，以此迎接郭威顺利进京称帝。
于是，郭威胜出。
在拥立郭威称帝的程序中，王殷与王峻一样，都立了大功。
王峻被贬商州之后，王殷得到消息，有了不安的心思。兔死狐悲的悲剧史上常见，王殷担心，很正常。
王殷对这件事的处理是：三次上表，要求放弃邺都藩帅，入朝做京官。这个姿态，就等于向郭威示好：我不要军权，我在您身边。史称郭威“疑其不诚，遣使止之”，怀疑王殷不是真心实意要这么做，派遣使者告诉他不必进京。
显然，郭威知道“入朝”等于“移镇”，也即等于解除兵权。当初石敬瑭用这招刺探过李从珂，近来，慕容彦超也用这招刺探过郭威；李从珂答应石敬瑭可以“入朝”，郭威答应过慕容彦超可以“入朝”，但这二人都反了。现在王殷也要“入朝”，答应他，是不是也要反啊？
郭威没有答应王殷“入朝”，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量。
至此，我看到的历史记录开始出现混乱。
记录中说“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专横”，所谓“专横”的案例是什么呢？说王殷在邺都，节制河北诸镇屯戍大兵时，在应该汇报朝廷，由朝廷下达正式“敕书”也即皇上的手谕文书，才能调动的军事行动时，他用“手帖”就实施了。但究竟啥事？记录中没有说。但这事意味着王殷已经在河北诸镇取得了管控边防军的能力，可能是事实。在那个不是士卒怕藩帅，而是藩帅怕士卒的“权反在下”的乱世，有效管控辖境的武装力量，并不是坏事，更不是“罪恶”。
另一件事说王殷在河北镇守期间，“多掊敛民财”，也即大量地盘剥士庶财产。这件事也没有具体记录，很模糊的一句话过去。后面只说太祖郭威听说后，不高兴，还专门给王殷写去了信件，大意说“爱卿你呀，与国家同为一体。邺都国库里已经很丰盈，你想用就用呗。害怕没有财富吗？”
没有具体的“作恶”记录，只说“专横”“掊敛”，这在史书传记中出现，不那么令人信服。王殷最后被杀，更应给出具体罪证，但没有给，这就尤其不能令人信服。所以，这类记录的混乱不是文字程序的混乱，而是义理的混乱——根据现有资料，看不出王殷获罪的直接证据。
王殷，很可能是被冤杀的。
王殷之死的背后
《旧五代史》说冯道事，有两个故实与郭威有关。这之中透露了一点信息，让我今天有理由相信王殷的所谓“专横”与“掊敛”为子虚乌有。
郭威从邺都起兵向汉隐帝发难，最后汉隐帝被杀，郭威进入京师，百官都来朝谒。冯道是百官中资格最老的大臣，郭威对他也特别尊重，所以见到冯道后，马上向冯道“设拜”，行往日见到冯道时的大礼。郭威的意思是：我推翻了汉隐帝，我就有资格做新任天子，现在我故作低姿态来拜你冯道，你就应该对我有诚惶诚恐之心，直接提出“拥戴”为君的意见。按照常人理解，似乎应该呈现这样的逻辑。但冯道却从容地接受他的拜见，而后，缓缓说道：“侍中此行不易。”
侍中您这一趟来得不容易，辛苦啦！
史称郭威“气沮”，心气受到挫折，“故禅代之谋稍缓”，所以试图直接禅代隐帝为天子的阴谋还要稍稍往后拖一拖，没有马上即位天子。
后来郭威又请冯道赴徐州去册封刘赟为后汉的嗣君，并迎接刘赟还朝来即位做天子，冯道已经看出这事可能不那么简单，就直截了当地问郭威：“侍中由衷乎？”
侍中先生，您让我去徐州干这个活儿，是出自您的真心吗？
郭威发誓说是真的，是由衷的。
冯道又说：“莫教老夫为谬语，令为谬语人。”
你可别说话不算话，我到了徐州说让刘赟来继承皇位，回头您这边变了，我冯道等于跟人说了荒谬的假话，那样一来，我可就成了假话人啦！
这两段故实，都可以让人看到冯道的器局确实不一般，更有相对坦诚的一面，并非单向度的老奸巨猾。
但是后人修史，没有收入这两段故实。因为，如果收入，就会对郭威的形象造成损失。所以《旧五代史》所引，收入这两段故实的《五代史补》，对此评论道：“周世宗朝，诏御史臣修《周祖实录》，故道之事，所宜讳矣。”周世宗一朝，下诏令史臣修《周祖实录》，所以冯道的事，应该有所避讳了。《旧五代史》依据五代各朝《实录》拼凑成书，而这些《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也多讳饰”，这几乎是治史者都知道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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