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若干年，冯道在晋王李存勖时代，做秘书。李存勖刚刚拥有了河北三镇，麾下有一位中门使认为平时陪着晋王吃吃喝喝的人太多，这几乎就等于腐败，于是请求减少一些陪吃人数。李存勖大怒，他说：“我这是为勇士们准备的饭菜，他们都是保卫国家而不怕牺牲的人。这事我也不能做主？那就让军中另外选择河北的藩帅，我自己回太原去！”于是马上召见冯道，让他起草文书诏告诸军。冯道拿起笔，但就是不下笔，做出迟疑徘徊的姿态，一个字不写。李存勖催他，他就说：“大王您刚刚平定河南河北，算是安定了天下，中门使所请求的也不是多大的过错啦！大王您不听也就算了，何必这样惊动远近呢！如果让敌人知道这事，就会说大王君臣不和，这可不利于提高威望啊！”
在后来，柴荣时代，冯道又曾严厉劝谏柴荣不能亲征河东。
诸如此类，可以看出，冯道不是“依违两可，无所操决”的人物。
那为何面对后晋太祖石敬瑭，他会主动承担责任；面对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周世宗柴荣，他会恳切劝谏；而面对后晋出帝石重贵，则做不负责任的姿态呢？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呢？
此即儒学所称道的“权变”。根据不同的情势做出不同的决断。石重贵时代已经将一个邦国做到了“无道”之境，在那个时候，任何正确的谏言都不会被采纳。景延广和冯玉等人的专权，甚至连老臣桑维翰都被排挤在外，冯道于是只好尽量将自己蜷缩起来，不再挥发能量。他能做的只有明哲保身——无道邦国中的明哲保身，是儒学肯认的重要价值观。
石重贵王朝付出的代价已经知道了：景延广大言“十万横磨剑”，导致石重贵对契丹宣战，最后国破家亡。
当然，按照儒学正道，他应该向石重贵提出至少三次谏议，不被采纳，可以辞职。这是“贞道”所在，“明哲保身”，按照程序，应该有这样一个环节。冯道欠缺的是这一步程序中的环节。
后唐明宗李嗣源得到一只玉杯，上镌刻文字“传国宝万岁杯”。明宗不认识汉字，问冯道这是怎么回事。冯道说：“仁义者，帝王之宝也。故曰：‘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这一番话，李嗣源不懂，等冯道走了之后，他又问左右侍臣，侍臣为他讲述其中的含义：仁义，是帝王真正的宝物。所以儒学有话说，“皇上的位子是大宝，如何守住这个位子要靠仁义。”
这个故实证明：冯道在辅佐帝王生涯中，推崇的是儒学之道：《大学》论“止于至善”，说帝王之“至善”“止于仁”。
当冯道以儒学最高价值理念“仁义”来教诲皇上时，他有了“帝王之师”的身份。他正在以传统儒学的圣贤理念一点一滴地影响着这位沙陀人。传统中国，就这样在血雨腥风中，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民族融合”。
狼虎丛中立身
冯道最大的功绩是在乱世中积数十年之功，与名相李愚一起，主持校定了儒家“九经”文字，并雕版印书，史称“五代监本”。这是与后蜀刻经几乎同时的中国最早的刻印书籍，对传播儒学价值，有功。这件事在儒学史上是一件大事（在出版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它预示着即使在乱世，也有特立独行之人为传播儒学做功德。而且越是乱世，越是道义沦丧之际，传播儒学的价值也就越为显豁。就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可以将冯道视为五代十国那个乱世弘道第一人。
当他积数十年之功，在做这同一件事时，必有起心发愿的逻辑起点。如果将“乱世”“儒学”“刻经”“弘道”这几个主题词推演开来，得出的结论性意见几乎有可能是震撼性的，也许会对冯道有一种颠覆性的评价。
“乱世”之中，冯道如何发心？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干吗？
“儒学”在乱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是“儒学”而不是“法家”“墨家”“道家”？乱世中的选择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刻经”工程浩大，几代人时间滔滔不绝，这样的发心且从不中辍，改朝换代也不移易最初的发心，这一切，究竟指向何方？
“弘道”是期望中的愿景吗？他以一种近乎隐秘的方式在乱世中传播圣贤价值观，这是留给谁的思想资源？
当我把这些主题词连缀起来，统合考察时，我倾向于认为：冯道很可能在为中原文明的未来播下一枚道种，在乱世中埋下善因。
如果熟悉《周易》中的“明夷”之卦，也许会惊异于冯道的努力。
“明夷”在《周易》中，指称的是智慧的痛苦，也指智者于患难之际的处境。但正是这样的处境，所有的沉潜就有了蓄势的含义，它等义于“希望”。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者要有“明夷待访”之说：在智慧坎陷之际等待海岳明主来访。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这样具有了“希望”与“等待”的含义。冯道，也在“希望”与“等待”中，沉潜于地狱之中，在道德沉沦的世界里，不放弃道德，做着属于自我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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