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则在这样的训练中更为通晓强兵之道,为以后大宋王朝的军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平定四方盗贼,柴荣也出手不凡。
郭威时,刘崇曾来攻晋州。
建雄(今山西代县)节度使王晏奉命守卫。他闭关不出,也不伏弩反击,却在城上设下埋伏,精锐尽藏在城楼垛子后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士卒露脸晃荡。刘崇大军以为一个小小的代县被吓坏了,是城中人怯阵。于是放松戒备,争先恐后地攀登城墙。王晏见北汉兵爬到城堞旁了,于是出动伏兵,刀砍枪挑,推倒云梯,北汉军霎时死伤一片。
王晏又安排在北汉兵慌忙撤退时,追击数十里,斩敌百余人。
郭威因为他有战功,特意封赏他在故乡滕县所在的徐州做节度使。
王晏年轻时曾经做过强盗,到任后,就将青年时一同玩耍做过强盗的乡人召来,赠给他们金钱绢帛、鞍辔马匹,然后说:“我们家乡素来以多盗出名。过去我和你们也都干过这事。料想后来的强盗没有谁能胜过诸位。请你们替我告诉其他强盗,以后不要做这事了!再做强盗,我抓住就灭他全族!”
从此,全境强盗绝迹。
到了周世宗北征回来,徐州人上表,请求为王晏立衣锦碑。世宗准了。
王晏能在家乡平息盗贼这件事,让柴荣大为开悟。他对侍臣说:“诸道都有很多盗贼,朝廷多次搜捕,到现在还是不能绝迹。这是由于各地盗贼,历朝都另外派出使臣前往巡查,致使各藩袖手,不再努力讨平。从今以后,所有派出的巡使,一律召回,专门委托各藩自行安排州县责令解决。朝廷不再参与地方盗贼清剿。”
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世宗此举甚为赞赏,他认为这是“治盗之要术”。因为盗贼一定有居所,并不是官家想象的那样,打一面破旗啸聚山林,倏聚倏散。既然有居所,就一定与乡里之人相往来。而且一般的强盗,也并非打着“盗贼”的旗号生存,一般也必有一个营生或行当“托以自名”,一定会依附于农工商贾技术之流。而这些营生在乡里,乡里人都知道他就是盗贼,郡邑的地方小吏,一般也都知道盗贼在哪里。只有朝廷不知道。朝廷带着大兵在茫茫原野之中,攘攘闹市之间,拿出全部的智慧和威风,最后也只能抓些“疑似之民”,无法知道真正的盗贼在哪里。过去秦始皇、汉武帝何等威风,大索天下,最后一个人也捉不到,就是这个原因。盗,是藏在民间的。只有地方责成乡里,才有可能解决这些所谓“盗贼”问题。
周世宗此举为得法。
后来的赵匡胤也学会了这个法子,他几乎从不派兵去“剿匪”,一般都是责成地方自行解决。加上大宋宽政,赵匡胤时代已经很少“盗匪”。
为民生世宗革弊政
周世宗柴荣禁佛之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案例。
五代乱世,各地寺庙越来越多。
寺庙多,僧侣多,这些人几乎不从事生产,在农耕时代,等于空耗谷米。这样就在国计民生方向上出现紧张。
柴荣试图改变这种局面。
他敕命天下寺院:朝廷未曾敕赐匾额者,一律废除。并禁止私下剃发出家,凡要出家,必须得到亲族长辈同意。全国受戒的佛坛,也只保留了几个通都大邑,如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大名府、京兆府(长安)、青州等。禁僧侣舍身、断手足、燃指、裸挂点灯、身带铁钳之类幻惑流俗行为。命令东京、西京及各州每年要对僧侣造册,有死亡、返俗者,都要随时注销。据统计,这一年,天下(后周境内)寺院存有2694座,废除的有30336座,现有和尚42444人,尼姑18756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后周百分之一的人口。
又因为官方长久没有铸造铜钱,民间却有很多人将铜钱销毁做成器皿及佛像,故市上流通的铜钱越来越少。这年九月,世宗敕令开设机构采铜铸币,除了朝廷的法物礼器、军械兵器及寺庙道观的钟磬、钹镲、铃铎等准许保留外,其余民间的铜器、佛像,五十天内全部上缴,由官府给付等值的钱;超过期限隐藏不交,重量五斤以上,判死罪,不足五斤的,量刑判处不同的罪。
世宗对侍从大臣说:“你们不要为我毁佛而有疑虑。佛以善道教化士庶,假如志于行善,就是信奉佛陀。那些铜像哪是什么佛呢!况且我听说佛义在于利人,即使是脑袋、眼睛都可布施给需要的人,倘若朕的身子可用来普济百姓,我也不会有所吝惜的!”
司马光编书到此,忍不住有议论道:“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像周世宗这样的君王,可以用“仁”来评价了!因为他不爱自己的身体而爱士民。像周世宗这样的君王,可以用“明”来评价了!因为他不用无益于民的东西而废掉有益于民的东西。
我不怀疑柴荣的真诚。有一次,柴荣与诸位将军丞相在万岁殿聚餐,时任殿前都虞候的赵匡胤也在座。
吃饭时柴荣发感慨:“这两天天气大寒,朕在宫中吃美味佳肴,对士庶无功而坐享上天赐予的禄位,很是惭愧。朕既然不能自己种地而吃饭,只有亲身去冒飞矢流石的危险去为民除害!如此,还略略可以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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