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时，有大将杨光远总是对抗朝廷诏令，晋帝也没有办法。更有一个叫张彦泽的节度使，常干违法事，从事张式劝谏他，不听，张式出奔。张彦泽让人向晋帝面奏：“张彦泽如果得不到张式，恐致不测。”晋帝不得已，将张式交给了张彦泽。朝廷之尊，反为臣下所胁制。
……
凡此种种，还是小事，更有藩镇直接反叛朝廷的大事。
后晋大将，镇守镇州的安重荣，要与契丹决战，石敬瑭好言谕止，安重荣根本不听，认为晋帝拿他没办法，接下来就联合襄州的安从进，准备造反。
另一位藩帅安从进，在襄州，晋帝想把他迁徙到青州去做大藩，他竟说：“好啊！等把青州移到汉江南边的襄州来，我就去赴任。”晋帝闻言，也不敢惹他，史称“亦优容之”，还是得好言好语宽待他。
这种“姑息之政”，直到郭威时代还存在，成为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处理军政要务的前代经验教训。
郭威诛杀王峻、王殷，可能是最终结束“姑息藩镇”的人物。他是在“姑息藩镇”尝到苦果后，果断处置，结果导致“君臣不终”（这一点让郭威的继任者柴荣常常说到）。但也正是因为有了郭威对藩镇的痛下狠手，这才有了柴荣后来“节制”武行德、李继勋的故实。
武行德是周世宗时的功臣，世宗在征淮南时，以武行德为濠州（今属安徽凤阳）行营都部署，曾在郡境破淮军两千余人。但不久率师屯定远时为江南军所败，武行德勉强逃出重围。周世宗没有姑息，而是果断将他贬官，左授右卫上将军。
李继勋是所谓宿将，在攻打南唐寿州（今安徽凤台）战役中，守御无方，导致南唐军出城来攻，并“破栅而入”，后周军的攻城器械都被焚毁。此举让周军士气受阻，史称当时是“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周世宗也没有姑息他，将其免去中央军职，出为河阳三城（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使，次年又免去其节度使而责为右武卫大将军。
了解五代以来“姑息藩镇”的故实，就知道张永德鼓励周世宗处置何徽、樊爱能，实是英明之举。此事也成为柴荣一生最具杀伐手段的案例。此前二百年“姑息藩镇”的局面，开始改观。
张永德慧眼识珠
王夫之《读通鉴论》论及樊爱能、何徽被正法事议论道：
殷、峻诛，而后樊爱能、何徽可伏法于牙门，武行德、李继勋可就贬于国法；乃以施于有宋，而石守信、高怀德之流，敛手以就臣服。天诛也，王章也，国之所以立、民之所藉以生也。故曰不可以葅醢韩、彭之罪罪之也。百年以来，飞扬跋扈之气习为之渐息，一人死，则万人得以保其生。
船山意见译成现代语大意如下：
因为有王殷、王峻之诛杀，所以后来的樊爱能、何徽才有可能伏法于军帐之前，武行德、李继勋才可以国法贬官；这个传统到了大宋时代，老赵施“杯酒释兵权”，石守信、高怀德这类旧日藩镇，才不得不敛手臣服。正义的诛杀，也是王法所在，更是国家之所以建立、士庶之所以为生的保障啊！所以说，郭威诛杀王殷、柴荣诛杀樊爱能等，不可以用汉高祖刘邦诛杀韩信、彭越的不当来批评。唐末以来百年间，藩镇的飞扬跋扈之气习从此渐渐平息，诛杀一人，而万人得以平安，这样做，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事实上王峻不算被诛杀，是病死；王殷则死得冤，这一点，船山先生也同意，认为“王殷无罪受诛”。但先生行文至此，不加解释，有了文义矛盾。）
古语有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诛杀樊爱能这样的大决断，在“姑息藩镇”积习之下，是需要大智慧和大勇气的。而提出这个“一言兴邦”谏言的，正是张永德。张永德一番话语，对整肃后周士气深为有功。大约也正是这些地方，让周世宗柴荣感到了张永德的水浅水深……
理解“姑息藩镇”的历史，理解解决“姑息藩镇”的“张永德模式”，对赵匡胤后来的“收兵权”故实，会有更多同情理解。这是后话，且伏一笔在此，容当后表。
有一个传说（但也备不住就是史实），似能考见张永德缘何成了老赵家的死党。这个传说见于丁谓的《丁晋公谈录》，又见于苏辙的《龙川别志》。两书作者都是大名鼎鼎的北宋人，所记应该有根有据。
说张永德好方术，因此家里门客多道士。其中一个举子一病多年，张永德待之甚厚。此人会炼金术，能把水银变黄金，临行前表演给永德看。永德惊异，打算学这门技艺。举子说：“君自有三十年富贵，此术不足学也。”永德问他，举子卖关子不说，但他提示永德：“后当见吾于淮上。”说罢离去。
后来周世宗用兵寿春，永德从之。永德善射，往往到郊野设靶，观者如堵。有一次，他发现围观人群中有一和尚，原来就是那位举子。于是携手同归，宿帐中。夜半，张永德屏去仆人，问当年举子所言“三十年富贵”在哪里。
举子给他贡献了一个神秘意见：“若见二属猪人，善事之，则富贵可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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