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夫之也认为，像韩通这样的人物，“犹有生人之气存焉”，虽然不必称之为周之“忠臣”，但可谓“有恒”之人！
韩通之死，或不属于“赴义”者，但依然可以列在“忠义”行列之中。王夫之所谓“有恒”者，也即有操守而不轻易变易者。“有恒”也即有恒常操守，至死不变。这类人物，在儒学系统中，已经属于贤人。韩通足以当之。
老赵褒奖忠义，贬黜变节，这在政治文明中，是一种源于天下意识和天下目标的正价值。文明邦国无不褒奖忠义，即使褒奖的对象是敌对势力。非文明邦国则乐于褒奖朝三暮四变节之徒，重用敌方“叛徒”，以“事功”为目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考察历史大义，是为一大关节。
老赵“逆取”后周，是时势使然。时势未萌之际，往往有人洞烛先机。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一个叫郑起的人物，就有这个大见识。
显德末年，郑起做殿中侍御史，他看到赵匡胤握禁兵，有人望，就给当朝宰相范质写信，说赵匡胤此人叵测难料，史称“极言其事”，把老赵可能的“谋逆”说得神乎其神。但范质不听这类没有根据仅凭直觉的判断。据说郑起先生曾在路上遇到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居然不下轿，“横绝前导而过”，连招呼也不打。此公大约觉得老赵早晚要反，心目中早将老赵视为“叛党”了。
但老赵气量大得很。对此事根本就不上心，无所谓。到了大宋代周，还拜郑起出掌泗州的经济工作。一直到有人举报郑起“嗜酒废职”，这才依照习惯法给他降了一级，也并没有打击报复。
另有一个右拾遗杨徽之，也曾对周世宗说过：赵匡胤“有人望”，不适合典禁兵，以免历史故事重演。赵匡胤即位后，对这个人有些讨厌，很想找个机会办了他。但赵光义喜欢杨徽之，对赵匡胤说：“此人是周室忠臣，不宜深罪。”老赵想想也是，于是不办，还给了他一个天兴令的官做。史称杨徽之“为人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恶非道以干进者”。这是一个循规蹈矩、重视名节的人物，崇尚儒学教诲，尤其厌恶以歪门邪道寻求前程的人。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与文臣李昉等人共同编辑了大书《文苑英华》，成为中国传世经典之一。
老赵对待忠义之人如是。
理解老赵“天下目标”，理解老赵试图解决五代以来的道义难题，需要注意他的这类举措，更要注意这类举措背后的文化意义。
司马光在记录太祖践祚事有言：
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除了韩通之外，没有杀一个无辜，而得到天下。
此语甚健，我甚欣赏。
“常胜将军”荆罕儒
建隆元年，是大宋帝国的第一个年头。但各地仍处于藩镇割据局面。
老赵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是：
北方有契丹族所建日渐强大起来的辽政权；据有河东（约当今山西大部）十二州的北汉政权。南方则有占据江南十九州的南唐政权；占据江汉三州的南平政权；占据湖南十四州的武平政权；占据岭南四十八州的南汉政权；占据两浙十三州的吴越政权；占据两川汉中四十五州的后蜀政权。
除此之外，还有后周时期的藩镇刺史封疆大吏，也不平静。
“卧榻之侧，皆他人家”。中国不统一则罢，欲统一，上述种种，实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年，北汉以北部守军侵掠黄河以西的大宋辖区，赵匡胤下诏北部诸州出兵防御，定难（今陕西靖边）节度使李彝殷遣部下进援麟州（今陕西榆林），北汉退兵。
这一年，契丹入侵棣州（今山东滨州），棣州刺史何继筠追破其众于固安（今河北境），获马四百匹。
这一年，荆罕儒在与北汉一次战役中战死。
荆罕儒乃是五代大宋年间罕见的名将，战死之前，几乎没有打败仗的记录，称得上是个常胜将军。他在后周时用反间计，成功地离间了契丹与南唐的关系，被周世宗命为泰州团练使。太祖受禅后，以荆罕儒为郑州防御使。因为他有与契丹、北汉的战争经验，又改为晋州（今属石家庄）兵马钤辖，赴北方边境，与慈州（今河北磁县）团练使王继勋共御北敌。
史称荆罕儒“常欲削平太原”，故常常恃勇轻敌，多次率骑深入北汉辖区，守军多深沟壁垒不敢出动。荆部野外虏获甚众。这年冬天，他再次领千余骑抵达汾州（属山西）城下，焚毁北汉守军的草市，按兵缓缓而退。当晚扎营在附近的京土原。北汉遣大将郝贵超领万余众来袭，黎明时迫近荆部大营。荆罕儒根本就没有把十倍于己的敌军看在眼里，派出都监、负责军需的毡毯副使阎彦进分兵去抵御，自己着盔甲，罩了锦袍坐在胡床上与将士宴饮。他割了烤羊腿，正在吃，军校来报，说阎彦进战不利，开始后撤。荆罕儒随即出帐上马，麾兵直击来寇。战斗中，荆罕儒亲兵未能及时跟进，郝贵超军忽然涌出一队士兵靠近形单影只的荆罕儒，长戈齐举，刺落马下，随即几十条长戈像舂米似的戳来，荆罕儒身负重伤呼啸站起，继续格斗，手杀十数人，最后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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