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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_金纲【三册完结】(27)

  宋人笔记《北梦琐言》记载他一事,颇传神,似可概见此类人物本来面目。

  说李嗣源有一次向宰相冯道打听司空卢质的近况,问他:“卢质最近还吃酒吗?”冯道回答道:“卢司空曾经到臣家里做客,也曾饮过几杯。臣劝他,不让他饮酒过度——国家大事也如此:过则患生。”这一番话,带着宰辅气象,明白人都能明白,言语中自有忧国心在。

  崔协觉得不能不说话,就勉强发言道:“臣闻《食医心鉴》有一说法:酒可是好东西,不用添加药饵,就可以安神。”这样一番坊间式议论,在朝堂说出,且又在冯道那一番带有远猷思考的意见之后,品味和品位之差异顿时显现。史称左右见其言语肤浅,“不觉哂之”,给了他一片嘘声。但此人后来死得早,没有太多的糗事传世。

  与崔协比较,李琪算是个才子。他十三岁那年,跟着父亲去拜谒地方官王铎。进献的诗词曲赋,王铎看了吃惊,但还是怀疑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么有才,就在公署设宴,约请李琪父子,同时暗暗告诉下人,以《汉祖得三杰赋》为题,就在宴席上测试李琪。

  这个赋的主题是要说汉高祖刘邦得到张良、萧何、韩信三个人才而兴天下的故实。李琪似乎对这段历史很熟悉,拿过笔来就写了篇赋文。结尾有言:

  “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

  得到士人就昌盛;不是贤人不共事。跟随帝王起家的辅臣很高贵,佐助高祖立业的三杰很重要。由此可见,楚霸王的失败很正常啦——他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倾心使用。

  王铎看到这个赋文很惊骇,说:“这个孩子真是大器啊!将来会独步文坛!”

  但李琪虽然博学有才,但为人不够持重,更不懂进退之道。他少年以文章知名,从此也以文章自负。他后来做官,算是富贵了,就刻了一块牙板,上面用金子书写“前乡贡进士李琪”,然后将这块牙板放在办公的案头座侧。别人看了这块牙板,要么对他心生崇敬,毕竟是正宗科班出身嘛;要么对他心生忌惮,毕竟对不是科班出身的人构成资格上的压力。李琪这种做法就叫“失礼”。因为“失礼”,所以在与人打交道时,就到处会遇到障碍,一般人不愿意提携他。

  李琪遇到任圜,之所以得到任圜欣赏,是因为俩人有同气相求的品质,都是才高八斗、眼高于顶的人物,于是惺惺相惜。

  无道邦国的悲剧

  任圜可能是满朝文武唯一不怕安重诲的人物。

  有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差旅费报销的权限问题。按照过去规定,使臣外出,费用应该由户部发给,但安重诲主张由枢密院发给。任圜不同意他的意见。安重诲想起任圜对他的种种不敬,当场跟他顶撞起来。不料任圜比他更气愤,说话时声色俱厉,坚持报销制度应该由负责财务的户部掌管,而掌管兵部的枢密使不能插手此事。

  退朝后,宫里人问皇上:“刚才是谁跟安重诲这么争论事情啊?”李嗣源说:“还有谁,宰相任圜!”宫人吐舌头道:“乖乖!妾在宫中,还从来没见过宰相、枢密使奏请事情这个样子呢!他们瞧不起皇上吧?”李嗣源听后更加不高兴,最后接受了安重诲的意见。

  任圜性刚,见自己的意见多次不获支持,因此请求辞去宰辅之职。

  李嗣源同意。安排了别人暂时代理宰辅工作。

  任圜还是气鼓鼓,干脆辞职,退居老家磁州(今属河北邯郸)颐养天年。

  后来朱守殷案发,安重诲借机派出亲兵,到任圜家里假传圣旨,污蔑任圜与朱守殷合谋,逼他自尽。

  据说任圜死时相当镇定,将全族人聚集起来,吃酒,酣饮,然后赴死,史称“神情不挠”,神情一点都没有服气的样子。

  如此剪除政敌,天下人知道的,没有不为任圜喊冤的。端明殿学士赵凤就哭着对安重诲说:“任圜是义士,怎么可能做叛逆的事!公滥用刑罚到这等地步,如何辅佐国家啊!”安重诲也觉得这事可能做得过了,有点懊悔。

  任圜的个人悲剧原因之一是对“礼”的忽略。

  君臣交往、臣臣交往,也需要规则,“礼”之义理甚重,按照规范交往,主体间互相保留一种应有的程序性敬意,是豁免危机的习惯法保障。违背“礼”之交往规范,对邦国、对共同体、对个人,都是不祥之兆。儒学论“礼”,很大程度是在提醒士君子,在沟通与交流中,互相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儒学论“礼”,究其实,是内在地含有“理性之爱”的。任圜负气任情,没有按照传统之“礼”约束自己,在“节制”与“当位”的“礼”之方向上,掉以轻心。这样就让他人有所忌惮,小人安重诲一旦动了杀机,就会酿成悲剧。违背“礼”而酿成的悲剧,不仅是帝制时代的,也几乎是所有时代的产物。

  任圜与安重诲的御前激辩,其实就是“廷争”。这种“廷争”,在大宋时代得到习惯法保护。大宋时代的御前会议,臣臣之争,有时会更激烈,以至于有人会当面要求帝王“斩杀”对方。很多时刻,这是一种“廷争”中表达愤怒的言辞。但大宋时代,圣贤辈出,士大夫都在孔孟之道的教化下,以圣贤气象砥砺前行,故不论多么激烈的“廷争”,很少有事后的打击报复,更少有“廷争”之后,像安重诲这样直接诉诸杀戮。这是“赵匡胤时代”以来,由太祖太宗和文武大臣们共同推演的一种“习惯法”。没有人愿意身负道义败坏的丑名。荣誉感激励着大宋时代的文化贵族。任圜如果活在大宋王朝,不会有这样的个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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