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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_金纲【三册完结】(330)

  飨庙郊天,也即太庙祭祀和天地祭祀,都是国家大事。郊祀就是要祭祀天地,要升坛,有司拟准备黄褥铺道。老赵说:“朕洁诚侍奉上天,不必如此。”命撤掉黄褥。还宫时,要驾豪华帝车金辂,老赵又对左右曰:“古来典故,祭祀完毕后可以乘辇吗?”左右认为乘辇无害。于是弃辂乘辇。

  排场对老赵构不成诱惑。

  元佚名《宋史全文》引吕中意见说:

  创业之君,后世所奉以为轨范也。宫闱之地,四方所视以为仪刑也。一人之奢俭者虽微,而关于千万世者为甚大;致谨于服色者虽小,而失于千万里者为甚远,可不谨哉!

  创业的君王,是后世用来奉为规则样板的人物。宫闱之地,那是四方当作天下仪表行范的地方。一人的奢侈还是简朴虽然很小,但关系于千万世的影响却很大;致力于服饰的事虽然很小,但失之于千万里的地方却很远。为人君者能不谨慎吗?

  置“封桩库”储财,实质是:在国家正常税收中,积累财富,作为战略储备。因此,这是一桩军政措施。这一措施的主要方向,是解决契丹问题。

  “封桩库”积攒军需

  老赵在下泽潞、平扬州、收荆湖、定西蜀之后,知道“僭伪可平”,有一次对晋王赵光义说:

  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止在契丹,自开运(契丹年号)已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

  中原从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国库空虚。我们一定要先取西川,按次序再收复荆南、广汉、江南,这样,国用就会富饶起来。现在我们的劲敌,只在契丹。自石重贵开运年间之后,契丹更加轻视中原。河东扼守两蕃(契丹和正在壮大的西夏),如果我们马上就去取河东,就与两蕃直接接壤,那时就要直面境外之敌。不如暂时存着刘继元,让他来做我大宋的北部屏障。等我完整充实之后,再取河东也不算晚。

  这一段话见于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明显可以看出,这是王朴、赵普、魏仁浦的战略思想;但“国用富饶”“俟我完实”则是与“封桩库”一脉相承的军政思想。老赵留下的《太祖誓碑》,其中一条就是:“不加农田之赋”。此事事关民生,是老赵也是大宋的德政、仁政,“不加农田之赋”,官方用度、皇室供给,就要受到限制。这一条誓言具有从财政方向上约束、制衡权力的性质。捍御契丹、收复幽云、讨平河东,是太祖赵匡胤混一天下的北方战略方向。民族利益、历史趋势、天下目标,都在推动老赵往这个方向运动。大义所在,责任所在,无可规避。但这类宏大叙事,与“民生”比较起来,还在其次。国家“大义”与士庶“民生”的矛盾,自古如此。老赵在千难万难的无比纠结中,落定“民生”义重,终其一生,没有更动;终大宋一朝,没有更动;除了佞臣奸相的贪腐之外,大宋在政策上从未有过搜刮士庶的敕书出台。这就是制度性文明。

  “封桩库”,在千辛万苦的积攒中,就是要为中原解决契丹问题。

  但船山先生不同意这个意见。他在《宋论》中对老赵的这个举措批评得相当严厉,大有“春秋责备贤者”的况味。

  船山认为:军旅之事,确实需要储备,但又不能过分依赖储备。从历史来看,老赵储备如许之多,最后并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反而启动了宋真宗的骄侈之心,甚至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箕敛天下”,导致“召怨以致败亡”,都是因为“财之累也”。他认为战争中的“士”(包括将军士兵士大夫),不是靠余财养起来的,过去东晋的谢玄、唐代的郭子仪等人打胜仗,并没有什么积蓄。徒手号召,也可“百战而得天下”,因为兵者,“用其一旦之气也”。如果一味蓄财而战,则在上者,奋怒之情会因为时间长了,不相为继;在下者,偷安之情会因为时间长了,更为因循。这类蓄积,容易为奸人所乘,窃归私室(南唐李昪的“德昌宫”,相当于老赵的“封桩库”,就被奸人刘承勋私自盗取)。由于这类积蓄已经成为私人财产,故当国家变乱猝生之际,奸人还会死护货财,不愿意散财救难(后唐李存勖的刘皇后,就不愿意散财)。等到国亡,历年积累的财货,都会一揽子送给寇仇。

  船山为此慨叹道:“财之累,于斯酷矣!”他认为天下之财,自足以应天下之用,缓时不见其有余,急时,不见其不足。如果当初太祖能乘立国之初,委腹心于虎臣,以致死于契丹,则燕、云可图也。船山甚至认为老赵此举,是“翁妪之智,畜金帛以与子,而使讼于邻,为达者笑”。像乡村老汉老妇的智慧,积攒财富准备留给子孙,最后导致子孙生成诉讼,为达观者耻笑。

  船山先生所论大有道理,但如“原心”,推原赵匡胤的初衷和当时形势,似未必。后来的太宗赵光义,对老赵的“封桩库”就不太欣赏。他倒是“委腹心于虎臣,以致死于契丹”,但是并没有达成收复燕云的目标,几乎是全败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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