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率大军屯驻忻州（今属山西），有一次朝廷派来使臣赏赐军士夏季衣服，并传布诏书向驻守边疆的军士表示慰问。有意味的是，这些军士不是感谢朝廷，而是感谢石敬瑭。期间有些军士甚至多次呼喊“万岁”！这类故实五代常有，实是军士哗变的前奏，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拥立新主。石敬瑭觉得现在还不是造反的时机，不免害怕。他本来正在韬晦，更是担心这类“万岁”的呼喊传到李从珂那里会遭遇不测。忧虑中，他的幕僚给出了一个狠招：
杀了那些带头呼叫的，给朝廷使臣看。
石敬瑭于是命令都押衙（管理仪仗侍卫的官员，略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刘知远抓了36人，作为闹事的头头斩首示众。
使臣回去后说了这些事，但没有解除末帝对石敬瑭的猜忌。像大多数庸人一样，李从珂放还石敬瑭，而且将河东给他，为此吃足了后悔药。
《遗契丹书》
说话转眼到了一年开春，正月十三，这一天是末帝李从珂的生日，史称“千春节”。李从珂在大殿置酒，接受群臣对自己的祝贺。晋国长公主也来上寿，完事后，她借机要求辞归洛京返回河东。
李从珂喝高了，酒醉中说道：“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
干吗不留在这里，这么着急回去，是要跟石郎一块造反吗？
啧啧！千秘万秘，一句话泄露天机。这话传到石敬瑭耳中，更让他有了戒惧。人的勇气很多时刻来源于恐惧。恐惧让人有放手一搏的动力。石敬瑭就在恐惧中开始了密谋运作。而李从珂也自知语失，对河东有了更深的猜疑。
石敬瑭再次放出胜负手，将他在洛阳及诸道的财货派人全部收起，直接送回河东治所晋阳（今属太原）。他给出的借口是：以个人财产充当军费。
但没有人相信他的高尚说辞，稍有一点脑子即知他已经心怀异志，而且，羽翼已丰。反与不反，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一点，李从珂也体会到了。
有一次夜半，与值班的臣僚们说到这个事，他故意平平淡淡地问：“石郎与朕是至亲，无可猜疑；但近来总是流言不断。万一，我是说万一，失掉和好，那时怎么办？”
史称“皆不对”。众臣都不能回答。没有人猜度未来的吉凶。藩镇河东，兵强马壮，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朝廷人人惊惧。
于是，河东问题成为国家战略问题。
朝廷中的一些老成持重的大臣有了为国分忧的思考。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率先想到了这个问题。
给事中，是门下省也即宰相管理部门十分重要的职官，责任是分判本省日常事务，对国家政令、所谓“圣旨”有审议封驳的权力，也即皇帝颁下诏敕，大臣上有奏章，给事中如果不同意，有异议，可直接批改或驳还。这本来是帝制时代职官设计中的圣贤思路，但具体执行中往往因人而异。人，因制度而异；制度，亦因人而异。这是历史经验。
李崧，这位给事中，就遭遇了一次考验。
李崧是五代名臣，考其一生，此公有时愚笨，有时睿智。在乱世中，他最后不得善终，但在如何对付石敬瑭这个国家隐患问题上，他有务实的思考。
公元936年，后唐最后一个年头的正月，李崧带着自己的成算，来找同僚，也任给事中的吕琦。
他对吕琦说：“我们这些人，官做得这么大，应该算是受恩深厚了。国家有此隐忧，咱们怎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原话是：‘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都在这观望呢？各位说说，事已至此，计将安出？”
吕琦刚直而仁厚，看事有远见。李崧的问题，他也一直思考，也同样有成算。李崧来问，他就将自己筹之烂熟的一番意见娓娓道来，他说：“河东那边要是有‘异谋’，我断他必要勾结契丹以作后援！现在的态势是：契丹太后述律平，因为他的长子李赞华（也就是耶律图欲）归降中国，多次要跟咱们和亲。但条件是放还萴剌（音册拉）。这个条件咱们一直没有答应，所以和议也就一直没有成功。现在，如果咱们能把萴剌等人放还，以此跟契丹议和，每年给他们十几万缗礼物钱财，契丹必会答应。北边安定，河东再怎么蠢动也无能为力了！”
萴剌，是契丹名将，骁勇善战。但在年前骚扰中原时，被后唐边将所擒，一直押在京师。后来契丹多次向后唐求和，并索要此人，来往信使更是赔小心说话（史称“其辞甚卑恭”），但明宗李嗣源跟臣下商议此事时，名将杨光远认为：“萴剌等都是北狄善战之人，契丹失去他们犹如失去手足；况且居住洛阳京师已久，熟知中国内部事务，放归他们对中原不利！”李嗣源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虽然同意“修好”，但始终没有放还萴剌。
李崧听罢吕琦所言，欣然道：“你与我想法一致！但钱、粮都要从三司支出，这事要跟三司使张丞相商量。”
三司，一般包括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板块，总理国家财政。唐代以来是仅次于政事堂、枢密院的重要机构。
这时，担任三司使的是张延朗。此人似乎天生就是掌管财政的大佬，史称为人有心计，“以三司为己任”，整天在任上忙钱粮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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