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时代”不同于“大宋帝国”。
“赵匡胤时代”也需要一个逻辑起点。
我认为这个起点可以是赵匡胤的出生之年，公元927年。
从927年之后，到960年之前，为老赵所亲历的五代中后期乱世。960年之后，大宋建立，他所亲历的乱世开始和平长入新朝，于是，有文化转型，有拨乱反正。有意味的是，老赵并没有砸烂旧世界。他甚至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兴利除弊”。五代以来的所有弊端，都是在士庶有所要求、朝廷有所感觉、老赵有所知晓的前提下，一个一个（！）而不是一批一批地做着自我更化。与一般印象不同，五代乱世沉淀下来的政制，老赵几乎全面继承下来。他不会为了“兴利除弊”而“兴利除弊”，以此换取士庶一时的快意或拥戴。他期望的天下是那种尊重传统以及依靠自发秩序的久远的安定。朝廷没有必要主导或推动天下的“发展”，只需要瞩目于当下，根据已有的国力，从容地看守圣贤大义、先人经验。至于共同体之间的各种文明展开，大宋帝国有的是时间等待，并相信时贤的推演，自有轨迹，不劳朝廷多事。
历史逻辑
南宋朱熹时，有人称颂太祖说：“汉高祖和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并以为“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所以能易乱为治”。朱熹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解释说：
“不然。太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朱子语类》）
历史上评论赵匡胤，可能有种种赞美，但我认为，朱熹这段话，是对老赵最为公允精当的赞美。他看到了老赵的根本，那就是古典保守主义精神。
当然，你也可以界定“赵匡胤时代”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二者可以重合，或者你也可以说，整个五代史，从后梁朱温建国开始，都可以算作“赵匡胤时代”，等等，但这样一来，那就是你的讲述，而不是我的讲述。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讲述，一定会有另外的逻辑或发现。千年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它已经预先埋伏了无数可能性。但现在由我讲述“赵匡胤时代”，就有了绝大的自由，来确定一个起点，作为历史逻辑的开始。
历史的解释因人而异——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已经说清了这个问题。
不存在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只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蒙森的《罗马史》、勒费弗尔的《拿破仑时代》，以及孔夫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陆游的《南唐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等等。如果不是修昔底德，而是蒙森，来写“伯罗奔尼撒史”，今天的读者看到的就会是另外的“历史现场”；如果不是徐中约，而是其他什么人，来写“中国近代史”，读者也将会获得不同的“历史感觉”。
中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歧异”，往往需要后人反复“考异”“考辨”，那原因，也是因为出自不同人（！）的记录，而出现了历史文本的不同。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一事实涉及一门艰涩的学问——历史哲学。我想老老实实地告诉愿意读我书的朋友：这是我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显然，这不一定是他人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但是假如你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我的“赵匡胤时代”，我会很愉快。千千万万的文本作者都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寻求自己的知音。我也不例外。
历史，作为过去的事件，确实存在着“事件的外部”和“事件的内部”这样可以感觉到的经验事实。
我可以把这个看似艰涩的历史哲学问题说清楚。
譬如，凯撒大帝带着一拨人马渡过了卢比康河，或者，凯撒大帝的血在某一个时刻流在了元老院的地面上。这类可以用他们的身体和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事务，就是“事件的外部”。凯撒大帝对罗马共和国法律的蔑视，或者他与谋杀者在罗马宪法政策间的理念冲突，则是“事件的内部”。而人物的“行动”则包孕了事件的内部和外部。
那个我所钦佩的历史哲学家R. G. 科林伍德先生，很早就解释了这个关系。他在名著《历史的观念》中宣称：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渡过卢比康河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和共和国的法律有关系；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流血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与一场宪法冲突有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到“行动”背后的意义。但是这样还不够，还需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意义，可以被讲述者重新赋予。
“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这句话预示了两个重要意见：做一个“亲历者”；这个“亲历者”要“重新思想”。
如果我的读者看明白了这一段话，就会懂得科林伍德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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