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所以如此镇定，事实上是心中有契丹。他知道，只要契丹在，就没有事。桑维翰是铁了心“爱”着契丹的中原名相。他的智慧和定力，都由契丹而来。他自认为已经把天下大势看清楚了。
石敬瑭的不安
杨光远正在对付范延光派出的两员大将冯晖、孙锐。
在一个叫六明镇（今属河南滑县）的地方，杨光远施用了一个计谋，引诱他俩渡河。这俩将军不知就里，就渡河。杨光远趁他们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发起冲锋。河水不深，军士们涉水而战，杨光远部士气正旺，一举获胜，将魏博兵一战溺杀三千多人。冯晖等率余众退回魏博。
杜重威与侯益引兵至汜水，一战擒杀张从宾万余人。张从宾逃跑，乘马渡河时，被追兵挤到河里，溺死。抓获张从宾的党羽多人，送到大梁，斩首、灭族。
张从宾乃是历史上的“佞人”，此人有些邪痞之处。石敬瑭践祚之初，到汴梁巡视，留下张从宾负责洛阳京师的治安。在洛阳著名的天津桥上，碰到了当朝御史。张从宾带着巡警一百多人，在桥上不分路，占满了桥面直行。结果御史大夫无处可躲，生生被巡警挤下桥去淹死。等到石敬瑭回来后，他解释说，是御史酒醉失足。他就是这么“凶傲”。但这一次在汜水之上，他也被挤到水下而死。天理昭昭，故实仿佛一个首尾圆满的“现世报”。
战场形势迅速发生变化，范延光大势已去。史称“范延光知事不济”。但此人与无数的庸人一样：总是在倒霉的时候放出昏招。他的昏招就是：我投降，但我投降得有个理由，我的理由就是，当初我不想造反，是孙锐怂恿我造反的，现在我杀孙锐、灭他全族，这样可以原谅我了吧？
他将孙锐全家悉数杀灭，孙氏府邸一片血腥。
然后，他通过杨光远给石敬瑭上表，史称“待罪”，等待皇上发落。
杨光远将这个消息报告给朝廷。这时又传来了范延光辖境内多位刺史投诚或准备逃跑的消息。石敬瑭认为魏博已经树倒猢狲散，朝廷胜利在望，不接受范延光的降表，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范延光倚为心腹的大将冯晖假称要与杨光远决战，率军出城，却在阵前投降了杨光远。石敬瑭闻讯大喜，很快任命冯晖为一方节度使。杨光远告诉石敬瑭：魏博城中范延光已经粮食用尽，这位末路藩帅已经无计可施。
但就在时光一天天挨下去的日子里，石敬瑭才发现：这个魏博城，原来并不好攻克！算算时间，已经过了一年多，魏博还是没有被攻下。范延光凝聚起求生意志，殚精竭虑，还是一员像样的将军。而朝廷此时已经因为兴师过久，天下疲敝。而远在湖湘的安从进也在酝酿反叛。他如果与范延光联手，事情还真是麻烦。后晋帝国建国不久，百废待兴，一个魏博牵扯了这么久，石敬瑭渐渐有了不安。他有点后悔当初没有接受范延光的请降。
杀母的逆子
石敬瑭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派出了内廷供职的宦者朱宪，作为皇家特使进入魏博城，告谕范延光，答应调他镇守大藩，并起誓说：“如果你投降后，还杀你，大太阳在上，我石敬瑭不能享有国家！”
随后，又派宣徽南院使再次进城告谕。
此际范延光也知道，不降，都玩了命，魏博肯定没有希望，何况，早已粮草不继，又无外援。于是对部下说：“主上看重信用，说我不死，我就一定不会死！”
说罢，他也做姿态：撤销城中守备，投降。
石敬瑭果然不失信，首先颁发大赦令，然后调任他为天平（今山东东平）节度使，并赐“铁券”。这个“铁券”乃是一种契约，由后晋朝廷与范延光立约，表示此生此世后晋朝廷不杀范延光此人。
范延光的老部下也跟随他一道，获得大赦。
但魏博军中有一个行军司马（略相当于省军区参谋长）名叫李彦珣，此人获得大赦，引起了争议。
李彦珣当初在乡里时，就不愿意赡养父母。在范延光麾下，提为步军都监（相当于步军副司令）。反叛朝廷时，他曾负责城防。杨光远围城，到乡下召来李彦珣的母亲，推到城下，试图以老母要挟李彦珣投降。但这个逆子居然引弓射杀了自己的母亲。这等人物投降石敬瑭后，也被封为一个州的刺史。石敬瑭的朝廷无论怎样不正当、不合理、不合法，但就人伦大义言，还是有人不愿意看到杀母的逆子升官发财。当时有人提出李彦珣杀母“恶逆不可赦”，石敬瑭想了想，认为自己刚刚做了帝王，不能不守信用，于是说：“算啦，大赦令已经下了，不可以再改啦！”
放过了李彦珣一命。
赦令下，当然要言而有信；但当时赦令所赦乃是“政治罪”而非“人伦罪”。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臣光曰”的意见，李彦珣的“人伦罪”实在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灵”所不能容。如果石敬瑭能宣布赦免他背叛君主的“政治罪”，而惩罚他射杀亲母的“人伦罪”，这是不会有损君王信用的。这样一来，还可以彰显邦国的道之所在。一个容忍杀母的人物做官、升官，可见天下人伦已经恶劣到何种程度。儒学所谓“礼崩乐坏”指的就是这类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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