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意见也提示后人，“史论”，可以有多个视角切入。这也正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魅力所在。
襄阳的反叛味道
安重荣的败亡，让石敬瑭长舒一口气。摇摇欲坠的后晋暂时得到了喘息，但各地大藩仍然不能听从朝廷政令，难度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移镇。
五代以来的中原国家较汉唐帝国，辖土小得多，缺少足够的大机动、大迂回战略纵深，没有与外敌脱离接触的缓冲地带。冷兵器时代，对国家安全来说，缓冲地带又称为“瓯脱”地带，“瓯脱”地带越是辽阔，国家越是安全。这样就理解了大汉帝国为何要“开边”，扩大西域和漠北可控制地带。如果没有匈奴入侵，西域和漠北，是可以不必豁出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辛苦经营的。匈奴对大汉帝国构成了威胁，如果匈奴屯兵陕晋，那么铁骑一日之间就可以到达长安，直接威胁京师安全。所以必须在中原之外开辟足够的“瓯脱”地带，作为缓冲。“瓯脱”地带，可以在地理意义上起到预警的作用。汉唐都在中原四境设立了广漠的“瓯脱”地带。但五代时期没有这么幸运。西北、东北、正北，始终被契丹、西夏、女真、蒙元所侵扰，而且他们一动，就直接进入中原。在这样的地缘政治条件下，中原内部的战区调防，也即移镇，很多案例实质上是指向边防的。因此，五代时期的移镇，作为战略布局或重新布局的意义，主要是国防。
意味深长的是，布局者也即朝廷，往往借着这类战略布局，用来削夺藩镇的权力；而藩镇为了维系自家权力往往对这类战略布局毫无关切之情。这样，就造成了地方与朝廷的紧张与矛盾。
五代十国的战事，很大一部分起于地方与朝廷的冲突。
范延光如是，安重荣如是，安从进也如是。
安从进祖辈都在大唐帝国做武官，安从进年轻时有勇力，曾随后唐庄宗李存勖起兵，在讨灭后梁的战争中，有功，做到了护驾马军都指挥使，近卫军马军司令，领贵州刺史。到后唐明宗李嗣源时，已经做到了彰武军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延安），成为一位藩镇大帅。在讨伐夏州时，李嗣源有意让他来做夏州藩帅，但他不想离开彰武军，最后正好夏州李彝超被正式任命为节度使，他乐得回到彰武。闵帝李从厚时，潞王李从珂反叛，他抓住一票富贵，借着在京师出任巡检使的机会，杀害了反对潞王的枢密使冯赟，并为潞王做内应，成功地颠覆自己的君主李从厚，协助李从珂称帝有功，被封赏到南方富庶之地襄阳，做了山南东道节度使。石敬瑭时代，他又被加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国务大臣。
但石敬瑭投靠契丹而上位的模式，启发了一批人，也包括安从进。
原来藩镇也可以这样一步登天啊？
从反反复复的历史经验记录可以看到：凡是有希望做帝王的，就一定要去做帝王。——能够不被“帝王”这个九五之尊所诱惑的，太少。
石敬瑭取位不正，他自己也知道。跟藩镇们讲不出堂皇道理来，他也没有堂皇道理可讲，于是一味姑息藩镇，成为他的国策。但姑息到最后，一定要兵戎相见，也没有办法。维护权力，是帝王的恒久主题，事实上，也是所有政权的主题。
安从进萌生异志那一天，石敬瑭就嗅出了来自襄阳的反叛味道。
预留宣敕诏书
安从进所在的“山南东道”，唐代时曾称“山南道”，“山南”就是指的秦岭以南，长江以北。但此地地域辽阔，后来又分治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东道以襄阳为中心，领荆襄等地十几个州郡，地跨今湖北北部、河南西南部和重庆东部。是中原以南较大的一个节镇。
山南东道再往南，就是“羁縻”之地湖南马楚国的地盘了。
安从进据守此地，凭恃长江天险，自为一个独立王国，大有向荆南、南汉、后蜀、大闽、吴越、南唐等国看齐的意思。如是，则“五代十国”，就会称为“五代十一国”了。而这是中原帝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安从进开始招兵买马。更有意味的是，南方诸国有时要向中原宗主国进贡礼品，往往要经过荆襄古道，安从进就要从中截留，有时是部分截留，有时是全部截留。而过往的商旅，也往往被他强行抓了壮丁，脸上刺字后，充军。
石敬瑭投靠契丹，是民族大罪，但他管理帝国，也有愿意负起责任的政治家伦理。他不能容许幽云十六州之外，另外再有割据出现。他在忧虑中，向安从进展开了第一轮政治攻势。
他派出使者对安从进说：“山东青州的东平王已经迁徙到上党，这里有一空缺。朕将留着青州这个空缺来等待爱卿。爱卿如果愿意到此地镇守，朕马上就降制下诏。”
这话说得很客气，等于在跟安从进商量移镇事宜。当然，移镇的背后，是对安从进权力的削夺。
安从进的回答，则充满了火药味，他说：“陛下您把青州移到汉江、秦岭的南边来，臣就去赴任。”
石敬瑭没办法，叹息一番后，知道姑息藩镇解决不了问题，只好诉诸武力。
安从进的几位牙将，知道大帅必反，但也知道山南东道无论如何强大，也还无法抵御中原大兵。便多次跟他分析形势，劝谏大帅不要胡来。但安从进反意已决，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他令人秘密地将反对他的牙将推下悬崖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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