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之后，中国有了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而这种自觉，与赵匡胤自出生之后即经历的乱世故实有关。
我说到了“自觉”，“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自觉”——汉唐间的君臣也有推演文明、天下为公的努力，但没有大宋这般“自觉”。推演文明和天下为公的政治制度，有没有“自觉”是不一样的！
《赵匡胤时间》就是想说说我“观察”到的（像“亲历者”观察到的那样）赵匡胤推演天下为公的“自觉”，说说他为何是“自觉”的。做到这一点，需要我“重新思想”。
军政故实
五十年间，几十个皇上、成百上千的文臣、武将，以及地方军阀、契丹酋长，打打杀杀，逐鹿中原，各色人物上场、下场，留下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故实、政治故实。我就穿行在这些“军政故实”之中，下酒，并“重新思想”。
它们是我这个“讲述者”或“亲历者”或“观察者”记忆中的一部分。
我所做的，是按照我的思想，重新召回我的记忆。在这本书中，我来慢慢“回忆”这些故实……
站在时光的这一面，可以看清楚，赵匡胤一生要面对如下四大难题——
一、地缘政治方向的北境也即契丹（大辽）侵扰问题；
二、藩镇坐大，不断叛逆或叛变，朝廷与地方的管理与节制问题；
三、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民生苦难问题；
四、由于契丹与藩镇，给中国带来的道德伤痛及恢复天下道义问题。
“香孩儿”赵匡胤，就要在他的有生之年，以一种仁君气象，直面这四大问题。他将不断地看到地缘政治中的险恶、诡秘与莫测；藩镇大员面对王权与财货，那种毫不掩饰的鹰视狼顾；与死亡同在的战争，士庶的苦难，民生之艰；人性中难以捉摸的复杂与多变，以及天下道义的灭裂。
“香孩儿”赵匡胤，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具有“仁君气象”的大帝。这种格局的形成来源于历史上的圣贤教诲，来源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夫子形成的圣贤道统。老赵不同于历代君王的地方很多，坚守圣贤道统，推演文明邦国，是老赵特别明晰的“天下目标”。
“天下目标”，不是政权目标（如大唐，如大明），不是部族目标（如大元，如大清），不是寡头目标（如北朝，如东吴），不是个人目标（如嬴政，如王莽）。“天下目标”是以“民生所需”（而不是以一人贪欲）为核心考虑，以“民族共同体存在利益”（而不是以皇室眷属利益）为基本诉求，以“天下为公”（而不是以维系政权）为价值方向的政治目标。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论赵宋一朝说，“……在这三百多年里，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所谓“带竞争性的机构”，是不确切的。春秋战国以降，诸侯间、各国间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竞争性。三国魏晋南北朝，更是典型的竞争国际。但“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此说有理。不过我更愿意将“国家目标”称为“天下目标”。换一句话说，此前的朝廷除了“统治”之外，“国家目标”即“天下目标”并不明确。有些朝代有一些目标，但也不过是“休养生息”“山河一统”之类，与我所说的“天下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大宋的“天下目标”与此不同。
大宋的“天下目标”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我倾向于认为：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推演文明天下。
大宋的文明，不是建构的，而是推演的。
建构，往往需要“历史从我开始”“万丈高楼平地起”；推演，则需要在接受旧有底盘的基础上，也即接受经验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注入文明因素和酵素。
国家要长治久安，且须在文明中推演——这就是赵匡胤实现“天下目标”的逻辑。不放弃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和目的方向，尽可能地恪守手段的光明，成为赵匡胤向“天下目标”渐进时，最内在的紧张。
以此考中国史，光武帝刘秀建构并推演的东汉帝国之外，当推太祖赵匡胤建构并推演的大宋帝国。
帝国军政，可以是道义的吗？
大宋帝国的一切“好看”与“不好看”，皆源于此。
公元927—976年军政故实，将在这种内在的紧张中展开。
我愿意将“赵匡胤时代”讲述为一代圣君率领他的文武同道，实现“天下目标”的艰难践履和心路历程。
历史记忆
我愿意负点责任地说：看懂这五十年间各色人物故实，就会看懂大宋来之不易的文化光荣，看懂老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大义，看懂吾土吾民的传统中，那些帝王将相，不仅有种种邪痞邪恶的权谋、阴毒，也有光明光荣的公道、仁德。中国，无可规避的千年命运，就藏在“赵匡胤时代”的故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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