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在礼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惊。当初石重贵“反契丹”，曾任命他为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北方前线马军、步军参谋总长，虽然抗击契丹无功，但是毕竟算是“反契丹”行为。他可比刘继勋“罪过”更大。想来想去，不想再次受辱，于是，在旅舍中转悠，在院子里的马棚处，看到一处地方似可了此残生，就用衣服带子在马槽上拴了扣，将自己绞死。这时还没有出正月，赵在礼六十六岁。
赵在礼死后，让契丹有点吃惊。想了想，汉人如果死人太多，管理中原的合法性是要受到挑战的。于是，释放了刘继勋。刘继勋在忧愤中，死在家里，还算有了个善终。
赵在礼在宋州归德军时，有个邪痞之事。
他在宋州搜刮当地钱财，士庶对他恨之入骨。但是不久忽然有了赵在礼要调走的消息，宋州士庶大喜过望，于是奔走相告：“那孙子要走了！这可真是‘眼中拔钉’，岂不乐哉！”
但没有想到的是，赵在礼又受诏继续留任，继续做归德军节度使。
赵在礼听说“眼中拔钉”的传闻后，开始在辖境内做人口普查，都调查清楚之后，开始借着石重贵的“括率”政策，扬言保家卫国，捐钱打契丹。整个搜刮钱财过程，给出的数目字是：“口率钱一千”，一口人要捐钱一千文。还说你们不是要“眼中拔钉”吗？这就是“拔钉钱”。
地方官实为“土匪”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的很多做法往往都是反人类的，“拔钉钱”就是一例。这类案例证明了藩镇有能力自省的人物很少。在丛林原则下，他们做官如匪，已经成为惯性。他们不可能自我刹闸。这种无道邦国给民生带来的苦难，用现代政治哲学考量，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无耻而又无情的践踏。几千年世界史、中国史，已经证明一条政治哲学原理：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是文明之始。
五代十国，类似赵在礼这样以土匪行径做官的案例不在少数。
宋人郑文宝《南唐近事》说一例，可以与赵在礼故实比较。
吴国杨隆演称帝，徐温执政，徐温的养子徐知诰也即后来的南唐先主李昪，辅佐执政。这时，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有个县令叫张崇。此人贪暴不法，远近闻名。庐州的士庶不服气，到金陵（今属南京）来上访，说张崇收受贿赂。徐知诰当即派侍御史知杂事杨廷式前往检查，打算以此来吓唬张崇一下。
杨廷式说：“我在御史台工作很久了，知道肃清贪渎，体制非常重要。因此，本职工作，不可不做。”
徐知诰说：“你就说怎么办吧。”
杨廷式说：“给张崇戴上枷锁看押起来，派一个官吏去金陵，反复诘责都统，把事情搞清楚。”
都统，在这里指的就是执政徐温。
徐知诰说：“现在查办的不过是庐州一个小太守，何至如此！”
杨廷式说：“县守虽然是小官，但张崇将他收取的民间财富都转献给了都统。难道可以舍去大官，只去诘责一个小官吗？”
徐知诰惭愧，道歉说：“本来我就知道：小事不足以麻烦你。”
徐知诰因此更加器重杨廷式。
当时江南吴国，是吴王杨隆演称帝，徐温为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封东海郡王。徐知诰也即后来南唐的李昪，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吴国的首都在广陵（今属江苏扬州），但徐温自任金陵市长，常年在金陵办公，遥控朝廷军政事务。徐知诰作为徐温的养子，辅佐徐温，也在金陵。在这样的格局下，远在庐州合肥的百姓来上访，杨廷式知道张崇还不过是个“苍蝇”，真正的“老虎”是徐温。他也知道徐温的养子徐知诰扳不倒徐温，但身为御史台监察官，官职仅次于御史大夫的侍御史，杨廷式负有接受处理公卿奏事，举告、弹劾非法，执行办案的公职，按照职官“岗位责任”设计，他必须给出公正意见，不能因为权贵在上，就徇私枉法，或故作睁眼瞎，甚至不能一眼睁一眼闭。说出真相，并提出根据真相而来的执法意见，是御史官员职责所在。
当然，能否执行，是另一回事。
现在知道的事实是，没有执行。不仅没有去诘责大丞相徐温，甚至对张崇也没有治罪。
反人类的张崇
张崇在庐州，将搜刮来的钱财重重地贿赂当朝权要，因此每次入朝，都能够平安地返回镇所，继续盘剥当地士庶。他甚至将官职做到了庐州观察使，庐州升格为德胜军后，他又任德胜军节度使、加安西大将军、封清河王。为患地方二十余年，史称“士庶苦之”。
他的做法一如赵在礼，甚至比赵在礼还酷毒。
有一次，他被调到首都广陵去做朝官，庐州人庆幸他改任，离开庐州了，都有了弹冠相庆的喜悦，纷纷说：“渠伊必不复来矣！”
“渠伊”就是“他”的意思，含有贬义，现代汉语可以翻译为“这小子”“这货”“这家伙”“这孙子”。
但是没有想到，这孙子还是回来了。他一回来就听说了这个事。好，马上开始征税，按照人口来征，名目就叫“渠伊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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