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的是，这么一位虔诚事佛的皇帝，其佛学修为其实并不高。这得提一下梁武帝与达摩老祖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达摩出师后，遵照老师般若多罗的嘱咐，到中国传教。达摩是天竺南部的人，所以走的是南方海路，来到梁武帝治下的梁国。梁武帝以大礼迎接了达摩，见面就问：“朕自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化僧众，不可胜数，请问有什么功德吗？”（达摩初来梁国，并没有对梁武帝的事迹有太多的调查和了解，大家初次谋面，上来就问自己有什么功德，梁武帝急功近利之情溢于言表）
达摩冷冷地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急了，没有功德那自己岂不白忙活了，就问：“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达摩说：“这仅仅修的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不过像随身而动的影子一样虚幻不实。”
梁武帝又问：“那什么是真功德？”
达摩回答说：“不染烦恼，圆融妙净，身心当中，空空寂寂。”
梁武帝感到这个外国和尚是在答非所问，想探个究竟，又问：“那什么是佛家圣谛的第一要义呢？”
“空空荡荡，本来就没有什么圣谛！”（这句回答得精妙，其实世间万有本来就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运行的，你说哪个是圣谛？就像当时北朝认为自己是中国，称南朝是岛夷；南朝又认自己是中国，称北朝是索虏。其实彼此都没有看明白这个世界）
可是梁武帝一听这话不高兴了，说：“那现在跟我说话的又是谁呢？”
“不认识。”
好一个糊涂和尚，连自己都不认识，从何求道？两人不欢而散。（达摩渡江北上，进入北魏，寓于嵩山少林寺，花了九年时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梁武帝感到莫名其妙的禅法，却深得北魏孝明帝元诩的欣赏，僧俗信向者甚众，达摩最终成为禅宗初祖，此乃闲话）
在佛家看来，梁武帝的这套修行，是很浅薄的。他仍然有执著，仍然痴迷于他的大好河山。世俗的梁武帝，文章、阴阳、音律、骑射、书法、围棋，样样精通，他不像李后主、宋徽宗那样只懂吟诗作画，而是个十分强有力的君主，否则，他也不可能开创新朝，又利用北朝的内乱，把梁国的北方边界推进了不少。
然而，再强的人也有暮年，这是客观规律，即便皇帝也不能违背。
二、强者的暮年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他受菩萨戒的年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后期为普通改元之后（公元520～549年），他事佛兴致渐浓。到了大同年间（公元535～545年），他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垂垂老者，《魏书》评论晚年的梁武帝“怠于听政，专以讲学为业”，完全失去了壮年时的风采，一派出世超凡的佛门弟子模样。出世超凡本没有任何问题，但身为皇帝，尤其是梁武帝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教，或者如批评家所说的“佞佛”，就值得商榷了。
于是我们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梁武帝究竟为什么会“佞佛”？
梁武帝当然有一万条理由去选择自己的信仰，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将梁国变成“佛的世界”，他必然是从选择国家命运的角度来思考的。
梁国立国于乱世之间，南齐的经济算不上很发达，刘宋的力量也远不及北魏，南朝内部又经常出乱子，皇帝走马灯似的更换，民风相对北朝也显得奸滑险恶。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后，很下了一番工夫总结刘宋与南齐不安定的教训，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来，并且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安定团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和谐社会”，那么得先“立教”，在民众中建立信仰基础。
在梁武帝看来，刘宋和南齐，都是没有注重到国人的信仰。国人没有了信仰，就失去了凝聚力，其君昏庸，其民奸佞，政权也不会长久。所以，要建立一个不再混乱、秩序井然的国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信仰上做文章，这是一切的纲，其他的都是目，纲举目张。
下一个问题是，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梁武帝选择了佛教。佛教劝人向善，吃斋拜佛一类的修炼方式也容易被接受，并且在当时比较深入民间，推行起来不会有太大的抵触。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你今世受的苦，是前世造的孽。相信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起来反抗统治。
在“立教”思想的指导下，梁国的政局比动荡的北方稳定许多，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哀江南赋》里，感叹说，“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大抵是事实。这说明弘扬佛法的政策并不能说完全错误，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问题在于，凡事不能走极端，既是在程度上，也是在时间上。
梁武帝统治的后期，社会实际情况较之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侯景之乱时梁国统治阶级的行为可以看出，梁人此时并不是太“奸滑”而是变得有些不通机变，甚至有些逆来顺受和麻木不仁了）梁武帝过度致力于佛教事务，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了，时间越长，脱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偏偏梁武帝又高寿，觉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在治国上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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