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明史学家都认为，终万历一朝，从小万历否定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开始，算是真正埋下了大明王朝覆灭的种子！
所以，后来不断有人悲叹，在万历十年之后，“世间再无张居正”！
这其实不是对张居正个人命运的悲叹，而是对一个国家、一个王朝命运的悲叹！
这种人亡政息之叹，在我来看，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的讽刺！
改变历史的是某个英雄，而不是某种制度，这就是人治的社会。在没有制度保障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悲剧与悲叹其实是早晚都要发生的。
在张居正死后的四年，在考成法被彻底否定之后的两年，辽东巡抚周咏注意到一个女真部落的首领正在辽东以外的建州地区扩张势力，周咏就上疏朝廷，主张予以痛击，以免养虎遗患。
但是，在没有考成法督促的环境下，从北京到辽东的地方官僚，谁都不认真地去做这件事。执行的将领可以擅自把征剿改成招安，把招安改成安抚。而北京的高层拿了贿赂之后也不管不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致使这位建州女真族的首领得以从容坐大，开疆拓土，最后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这个本来应该被消灭在萌芽里的首领，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我常想，要是张居正在，要是考成法在，要是方逢时、戚继光都在，努尔哈赤还会是后来的努尔哈赤吗？
可惜，历史不相信假如，生前要把该做的事儿“务为一了百当”的张居正也不相信假如，他只相信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那么，后人又会如何来评价张居正呢？
在张居正死后的60年，以及在他死后的360年，又会有哪些人念念不忘地提起张居正来？而他们念念不忘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请看下集：《生前身后之名》
第二十五讲 寻找张居正
两个疑问
我讲张居正的过程中，参看了许多资料，这其中既有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国榷》和《明神宗实录》这样的史料，也有现代人有关张居正的一些著作。
这其中对我帮助尤其巨大的当数现代学者写的一些有关张居正的传记。比如说美学家朱东润先生写的有关张居正的最为权威的一本传记《张居正大传》，比如说中国社科院刘志琴老师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中的《张居正评传》，还有像冯艺远、戴洁茹两位学者写的《张居正传》等。在此，我想特别对这些前辈学者表达个人的敬意与谢意。
没有这些前辈的努力，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个《风雨张居正》的系列。
当然，在这其中，我个人最为钦佩的，也是学术界有关张居正研究最为推崇的，还是要数已故著名美学家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
对于这本书，一方面，我个人非常喜欢，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奇怪。
奇怪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他为什么要给张居正的传起名叫“大传”呢？
比如说他还写过《陆游传》、《梅尧臣传》、《元好问传》，甚至还写过一本《朱东润自传》，但这些他只起名叫“传”，为什么写张居正就要叫“大传”呢？
二是这部《张居正大传》的写作时间也让我感到奇怪。
这部《张居正大传》是朱东润先生四十六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于四川乐山写的。当时，朱东润先生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而武汉大学是因为抗日战争所以才临时流亡迁徒到乐山的。连学校都是流亡学校，所以朱东润当时过的也是流亡生活。据朱东润先生自己回忆说，就是在这种流亡生活中，他于1941年的1月3号开始动笔，仅过了七个月，到了1941年的8月6号，这部洋洋洒洒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张居正大传》就全部完成了。
那么，朱东润先生为什么在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要如此急勿勿地完成这部《张居正大传》呢？
对比他其他的传记作品来看，这本《张居正大传》字数最多，用时却基本上可以算是最短，再加上当时恶劣的创作环境，我们尤其想知道，是什么让朱东润先生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创作热情的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朱东润先生为什么要给这本《张居正传》起名叫“张居正大传”，朱东润先生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倒有过一个简单的解释。
他说：“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可见朱东润先生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会让后人产生疑问。那么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朱东润先生说“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词，尚书就有《尚书大传》。而传纪的“传”原来最早也是从经学里过渡后才使用到史学里的。既然“传纪”的“传”可以从经学中借用到史学里来，那么经学中“大传”这个词为什么不可以借用到史学里来呢？所以，他就起名叫“张居正大传”了。
朱东润先生的这个解释非常学术，他的意思是说自己是跨学科领域，从经学里借用了“大传”这个词，但为什么要突破常规如此借用，他也没说。所以，只能说朱东润先生只说了“是什么”，却没说“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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