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 《战国五大公知（出书版）》作者：刘勃【完结】
内容简介 · · · · · ·
平等、民主、自由、民权、法治这些看似现代的主流观念并非现代产物；早在两千多年前，战国的五位公共知识分子就已提出过类似的言论。本书将拨开历史迷雾，还原“战国五大公知”对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第一次公开讨论。
墨子谈平等：“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其实是最讲究发号施令的人，也极端强调尊卑之别；只是在他看来，尊卑不该以血统来划分。
孟子谈民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行仁政，而仁政的本质就是“保民而王”。
庄子谈自由：“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骨子里，庄子喜欢的是激越恢弘的意象；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缩手缩脚的朝堂生活，他接受不了。
荀子谈民权：“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非常强调君的人事任免权与君权分离，因为这足以使一切虚君主张成为泡影。
韩非谈法治：“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 韩非坚信，人性是坏透了的；所以，要想维护权力只有两条路——“法”与“术”。
翻开本书，逐本溯源，探寻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历史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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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这本书谈战国五子，按照活动年代的顺序排列是：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说，中华帝国是孔夫子和秦始皇缔造的。而上述五位活动的年代，恰好是孔子去世之后，始皇帝统一之前。他们是大变革时代的革命党与保守派，是那个社会背景下的先锋与公知。
而所谓“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在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爆并充满贬义之前，它和“知识分子”几乎是同义词。摘抄余英时先生的解释：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余先生又说：“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
确实，以专业知识而论，谁要是夸说诸子今天还如何了得，只能推断为别有用心。但不可否认，那时的许多问题，还是今天的问题。
以韩非子为例。
先秦，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最有名的七子里面，按年代排，韩非是殿军。韩非看前面六位都不太顺眼；相应的，在怎么跟领导人谈心的问题上，韩非一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小媳妇相，在那六位那里，大概也很难引起共鸣。
而这六位亦是各有各的个性。
《老子》这书，自说自话。一个老爷子面无表情地在念叨，语音语调从头到尾没有抑扬顿挫，爱听不听，不听拉倒。
孔子是低调的，主张跟领导说话要客气，但原则问题不让步。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就该亡国，跟你说不通我就自己辞职走人。并且，看《论语》的记录，孔子评价起国君或官员们来，态度常常也并不像他主张的那样谦恭。
墨子很自恋，觉得就他最牛。即使全世界都在反驳他，在他看来也不过是集中天下的鸡蛋砸石头。《墨子》书里记录他和别人的辩论，都透着这股子气势，和国君说话，也不例外。
孟子也嚣张。“道高于君”是他的基本立场，“说大人，则藐之，毋视其巍巍然也”是他的基本态度，“帝王师”是他的基本定位。所以人家问他，咱们大王对您很客气，您对他就不能尊敬点吗？他的回答竟是：“我经常把尧舜之道讲给他听，不就是对他最大的尊敬吗？”
庄子更不必说。庄子稀罕跟国家领导人说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那领导不爱听，他当回事吗？
韩非的老师荀子，讲究“尊王”，倒也是特别强调要突出领导权威的。但他一张嘴仍然会说，你们这些国君拿齐桓公、晋文公当奋斗目标，但我们孔门弟子，就算只是个小孩子，都觉得谈这个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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