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艘惟妙惟肖的军舰的主要区别在于武备方面，“通济”舰因为后来被改成练习舰，所以在舰体两舷增加了六座用于安装火炮的耳台，这一点在纯粹的运输舰“福安”上完全没有沿用。取而代之的是，“福安”舰每舷可以看到两个巨大的木窗开口，显示着内里是载运人货的舱室，而“福安”的武备仅仅是后来安装于首尾楼和舷墙的几门机关炮而已（分别是57毫米、3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机关炮各两门）。这处明显的区别充分说明了二舰在功能定位上的截然差异，由此也不难推想在改造成练习舰之前“通济”舰的原始面貌。
因为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加之很多钢质舰材需要等待从海外进口运回，“福安”舰的建造工程一直拖拉到1897年，在当年的4月19日才告顺利下水。又经过几个月的建造舱面设施等舾装工作，至7月25日，负责该舰监工兴造的工程处道员魏瀚正式报告全舰竣工。1897年8月16日，兼任船政大臣的福州将军裕禄依循惯例，率领新任提调徐建寅等船政官员登舰视察，由“琛航”舰管驾周永庚指挥驾驶出海航试。经过在马祖一带海面依照西法测试，测得“福安”舰平潮时航速为11.5节，“船身坚稳，机器灵捷”，即告建造成功。(20)
“福安”舰建成之后，船政大臣裕禄立即上奏清廷，以“闽省船少差繁”，申请将军舰留用于福建。对这艘新造的运输舰，当时已经通过外购获得大量新式巡洋舰的北洋海防并不感兴趣，于是此事便顺水而成。不过终于得到了一艘新舰的船政没有高兴太久，就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当时以微薄的额定经费进行造船本就已十分拮据吃力的船政，根本找不到其他经费来源以支撑“福安”舰的运行费用和人员薪粮所需。万般无奈之下，裕禄想出了一招不得已之策，决定让“福安”和“琛航”二舰并用一套舰员，平时派11名官兵留守在“福安”舰上，负责该舰的保养等日常维护工作，“如遇新船行驶时，即将‘琛航’自管驾起所有一切官弁、管轮、水手人等全数调归新船驾驶，将新船所派看管弁兵移入‘琛航’看守。‘琛航’行驶时，一切办法亦如之”(21)。
在清末军舰的大家族中，忙碌地在东南一带沿海运货载物的“福安”运输舰并不是引人注意的角色，本在中国海军史上不会受到特别的重视。不过因为民国初年一位海军史官的笔下错误，却让这艘默默无闻的军舰在历史上占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
民国初期由严复担任总纂官、池仲佑具体编写的《海军实记》，作为民国海军组织编纂的首部海军史类著作，是近现代研究中国近代海军者习惯使用的资料之一。这套书中以“购舰篇”和“造舰篇”分章介绍了清末洋务运动之后中国自造和外购的各艘军舰的简单技术情况。十分特殊的是，在这套书中竟然同时出现了一中一洋两艘“福安”舰。
除去船政自造的运输舰“福安”外，“购舰篇”中十分突兀地记载到1894年中国从英国阿姆斯特朗购买了一艘“船身长一百二十尺，宽二十四尺，排水量七百二十吨，吃水九尺五寸，每小时行驶速率十二海里，二脱汽卧机二副，烟管汽锅二座，实马力八百匹，配阿式十二生的炮一门，哈式六磅炮一门，又哈式六磅炮二门，载煤量一百吨，载淡水量十五吨，全船配员兵九十六员名”的炮舰，舰名也是叫作“福安”。(22)
这艘特殊的“福安”炮舰在中国海军史研究的一些著作中常常被人提及，某些时候还与福建船政建造的“福安”舰被混为一谈，甚至有人据此怀疑船政的“福安”是艘进口的英国军舰。然而实际的情况是，遍查清末时期的购舰资料，根本不存在有一艘购于1894年的“福安”舰。之所以《海军实记》中有此一笔，破解谜题的方法非常简单，就在这则阿姆斯特朗“福安”炮舰的记载相距不远处，池仲佑在记录的外购“飞霆”鱼雷炮舰名下，除了军舰长度“二百一十英尺”和他所记的英制“福安”炮舰“一百二十尺”有所区别外，其他诸如排水量、舰宽、吃水、航速、武备、人员等等数据，几乎一字不动，完全相同。长度相差近100英尺的两艘军舰，怎会在排水量等参数方面完全一样，合理的解释是池仲佑编纂《海军实记》时发生了严重的抄写串行错误，将1894年船政开工的“福安”和英制鱼雷炮舰“飞霆”的数据混为一谈，生造出了一艘不存在的英制“福安”。另外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池仲佑同时又把“飞霆”的数据搅得混乱不堪，出现了很多不知来由的奇怪数字，给这艘军舰的研究也平添不少错误信息。
海外著名的中国海军史专家马幼垣先生对这一史料编写的马虎问题曾做过一针见血的批评：
“所谓英制‘福安’号炮舰毫无疑问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应从记录上除名。至于池仲佑怎样抓来‘福安’之名和那堆乱七八糟的‘飞霆’舰数据，就天晓得了。因研究海军史者向来放心引用池仲佑的著述（不能说与严复的荫庇和推介无关），他的报告是否可靠关系重大。彻底查检他的著作（特别是记述舰只数据的部分）的可用程度是不能再搁延的工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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