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何不早说，它已复归原形了。”杨钧边说边将泥印递过去，梁启超接过看时，它早已被揉成一团烂泥了。
“可惜，可惜！”梁启超、王代懿同时发出叹息。
梁夫人出来给大家添茶，看见杨氏兄弟合作的这幅艺术品，爱不释手，说：“卓如，我看不要去做匾，再巧的工匠，也摹不出这字和印的神韵，不如干脆做一个玻璃镜框把它镶起来，挂在书房里。”
代懿忙接言：“嫂夫人真正是行家。宣纸上的字和印是天籁，摹到木板上便是人籁了，两者岂能相比！我没有晳子和重子的才情，我来出力出钱，配一个好的镜框子，就算我们郎舅三人合伙送你的一件礼品。”
“最好，最好！”梁启超高兴地笑道，“这件礼品是无价的。蕙仙，你把你娘家贵筑的特色菜多烧几个出来款待他们。”
代懿说：“湘黔同味，重在一个‘辣’字，你这个老广受得了吗？”
梁启超说：“受不了也得受，我今天是舍命陪君子了。”
收拾题字和笔砚后，大家重新坐定饮茶。
杨度问梁启超：“你这次到美洲去了哪些地方？”
梁启超答：“我正月里启程，先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再到美国的纽约，后来又去了费城、芝加哥、旧金山，最后再由温哥华乘中国皇后轮返日本。”
代懿说：“走了这多地方，大开眼界了。”
“眼界是开了，但越看到人家的进步，对比中国的落后，心里就愈加不好受。”
“那是的。”杨度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又问，“你这次去美洲办什么事呢？”
“这次美洲之行是南海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他这一年来一直在南洋各国忙碌着，无暇远去美加一带，要我代他去一趟。他交给我的任务，一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建立保皇会，二是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用以作为实业基础，第三是筹款。”
“成效大吗？”杨钧插话。
“这是对你们说句实话，在美加一带的华人社区宣传保皇，再也不像前两年那样激动人心了。”
“为什么呢？是孙中山他们那些革命党把地盘抢去了吗？”代懿饶有兴趣地问。
“倒也不是革命党抢地盘。”梁启超手托茶碗，不紧不慢地说话。他身着浅咖啡色团花长袍，上罩一件黑缎夹层马褂，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剪去了辫子，留着西式偏分头。他今年三十一岁，面孔显得清瘦，宽大的额头十分突出，似乎天赋的超人智慧尽藏在这突出的前额里。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与政变前那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气势大有不同。粗粗地看起来，他不大像是一个流落异邦的政治活动家，倒更像一个沉静的学者。“还是朝廷自己不争气，弃北京而逃，已是把祖宗颜面丢尽；回銮两年了，口里喊变法，其实毫无诚意。这次经济特科‘梁头康足’的笑话，很快便传到美洲，华侨们都哑然失笑，不少原来一心保皇的中坚分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都说这样的政府保它做什么！你们想想看，如此气氛下，保皇分会能建得顺利吗？许多人有钱也不愿捐。”
“卓如，听人说，你也有革命的倾向，是真的吗？”杨度问。来到日本后，无论是保皇派的还是革命派的刊物报纸，他都看。他觉得都有其道理，又都有其偏颇，他不能完全接受哪一家。梁启超是保皇派的第二号领袖，这几年来办《 清议报 》，办《 新民丛报 》，发表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文章，使得他的声望大有超过第一号领袖的势头。日本留学生界普遍认为，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他不仅与孙中山等人有往来，甚至也赞成他们革命排满的主张，说不定保皇派内部有分裂的可能。杨度很看重梁启超的思想，他觉得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梁有许多接近之处。
“不错，我是觉得革命也未尝不可取。《 系辞 》上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日中国之各党各派，未必不是从各条不同道路上，向着救国强国的目标而努力。有时，我真的觉得只有排满才能彻底救国，因为现在是民族主义最发达的时代，无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要唤起民族精神，就不能不攻满洲。好比当年日本讨幕为那时最适宜的主义，中国现在可能应以讨满为最适宜的主义。满洲不排斥，则中国无民族主义可言，无民族主义，则不必再谈什么民主民权。今年四月，我在芝加哥专门给南海先生写了一封信，把这些看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
“康先生能同意吗？”代懿问。
“他当然不会赞同。”梁启超淡淡地笑了一下，顺手将一缕垂下的长发梳好，说，“南海先生接到我的信后大不以为然，他为此写了两封公开信，登在《 南洋总汇报 》上，一封题为《 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一封是《 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 》。南海先生之所以要采用公开信的缘故，是因为不仅仅我梁启超有革命排满的想法，其他弟子，包括他最忠实的弟子徐勤、欧榘甲也持这种观点，他们比我走得更远，‘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南海先生认为非再次公开阐述他的观点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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