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情报资料来源主要有四个：一是原版 的中国书物。由于中国发明印刷术远远超前于欧洲，印成的书籍的数量很丰 富，当然也有很多是手稿。每门科学都有历经许多年代的一系列重要书籍， 除此之外是古代辞汇书刊，好些重要情报保存在那里面。再者，宏伟长帙的 历代史书，也为其他文明无与伦比，它包含了许多有关天文、时历、声学以 及成千上万在科学、工艺技术和医药方面有卓越成绩的历史人物的传记。第 二来源是专门的科学史著述，绝大部分是中文著作，但是牵涉面都很狭窄。 例如有很好的数学史、天文学史、昆虫学史与医学史，而机械工艺、植物学、 动物学或药物学的，几乎一无所有。还有所谓域外文献，不仅限于日文、朝 鲜文、越南文等东亚诸国文籍，也兼及梵文、乌尔都文、波斯文、阿拉伯文、 希腊文、拉丁文与其继起的欧洲语言。他们全部通力合一地协作也不能掌握 所有这些语文，必须依赖于翻译，依赖于卓绝的语言学家和精诣的文化顾问 那么一支强大的队伍。
文字证据远非他们作品的唯一源泉。绘画、图片，无论是坟墓里和寺庙 里的石刻或墙壁上的浮雕，如壁画，或书本中的木刻插图与各种复制品，都 是他们广泛的取材场地。李约瑟和王铃曾经从插图实物里看到轴舵（船尾 柱），他们精心考证，确定其创制于三国时代。几年以后李约瑟和鲁桂珍见 到广东一座汉墓里的船模而确证其在公元1世纪时就已完成。
最后是生活传统。他们查遍有关中国传统习俗的书籍，甚至到中国亲身 体验。这里，以往众多旅行家的游记成了他们的必读物。为索取大量资料， 他们在剑桥的总部“科学史图书馆”里翻阅资料。除此之外，剑桥大学本部、 各学院、各系科的图书馆，可供他们随时利用，再不够的话，还有英国博物 馆以及全世界各国的许多图书馆。
从一开始，李约瑟等就感觉到，要使这一探险获得成功，无论欧洲人或 者中国人单枪匹马总归不行，谁也不会独自具备那么广博浩大的知识面，合 作是必不可少的。在开始编写的最初9年里，王铃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王铃 后来曾担任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是李约瑟在四川李庄认识 的朋友，当时他是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专攻火药史。1957年 以后，李约瑟的主要合作者是鲁桂珍。鲁桂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局工 作多年之后与李约瑟相处。他俩工作了20多年之后逐渐认清，即使他们二人 都能活得像创世纪上麦秀希勒 （据说活了969岁）或者中国彭祖（800岁） 那般长寿，也无法全面完成目前待做的工作。于是，他们的小组吸收了散布 在全世界的 20多位合作者，例如澳大利亚格里非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何丙 郁，在炼丹术与古代化学方面给以帮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汉堡教育研究所 肯尼斯·鲁宾逊在物理声学方面给以帮助。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在中国抗战 期间与李约瑟同在重庆，虽然她本人一贯忠诚于攻她的生物化学专业，但对 李约瑟的编书计划始终给予鼓励和支持。
这样汇集百家、贯穿古今的宏伟编写规划绝非肤浅仄陋的“专家”们所 能设计，必须学贯中西、学识渊博的通才才行。李约瑟提出写好《中国科学 技术史》的人应具有六项条件：1.科学修养；2.科研经验；3.熟谙欧洲历史； 4.中国人民的生活经验；5.通晓中国古今语文；6.中国学人的良好协作。实 际上最紧要的是对中国、中国人民、中国科学的热爱。
应该指出的是：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有一个特殊的条件，这就是他们能 让一位生物化学教授去全力以赴从事汉学和科学史这类同他所在的系的学科 无直接关系的研究计划，这在其它大学是难以办到的。此外，这两所大学在 学术切磋方面也有许多优点。有一次，李约瑟为要解决一个有关植物学的问 题，就约请了希尔博士到他的书房共饮午茶。当遇到炼金术问题的时候，李 约瑟请来了剑桥的一位冶金学专家查理士共进晚餐，向他求教。
李约瑟对中国的友善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要素，他的工作得到了新中国 领导人的支持。如前文所述，李约瑟1942—1946年在中国的4年间结识了许 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朋友。其中之一是郭沫若，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 长。中国科学院大力支持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述计划，多次安 排他访问中国，并对他放宽古籍出口的限制。在经济方面，中国科学院订购 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若干册，并提出，李约瑟如能找到适当人选做他的受 薪助手，中国科学院可以替他支付年薪500镑。50年代，500磅相当于当时 一位大学助教的薪俸。
李约瑟多次访问中国，或与李大斐同行，或与鲁桂珍同往，或一行三人， 每次都带回一批书籍。李大斐与周恩来总理很熟悉。1974年访问北京的时 候，毛泽东主席刚好也在机场，他还向李约瑟打招呼说：“您就是李约瑟吗？” 李约瑟虽在中国获得厚待，但从不滥用权利，他尽量不将善本书带离中国。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曾几次接见了他，国务院和中国科学院赠送给他珍 贵的中国图书。从1952年起，他应邀来华已有五次（1952年、1958年、1964 年、1972年、1978年）。1981年又来中国，是解放后的第6次，每次都经 历大半个国土，到处走访科学界新老朋友，搜购新旧书物，主要是为了更好 地完成他的心愿——他的宏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和中国人民息息 相通，心情与共。“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样受到冷淡和误解。1978年从北京 到上海，重见了旧日故交，他推心置腹地说：“这回才能见到了你们。前次 来中国问起好些老友们，都是一问三不知，回答是不知下落，甚至是业已死 亡。这一次，却能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你们。气氛截然不同，我们就有了重新 欢聚的机会，真使人快慰。”这是他由衷之言。他还说正因为当时英政府撤 了他生化讲座与主持官办的生化科研机构的职，才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专 门从事中国科技史这个他所喜爱的工作。诚如中国成语所讲：“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现在已经具有全部完成而且出版的前景，这对他实际上是一个 转变工作性质而达到成功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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