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一下横向比较的话，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中，比起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比起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某些同仁来，周汝昌虽然也曾经时“红”时“黑”，但从总体上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在政治上没有遭遇太大的挫折。但在工作中却也有一些人情世故方面难以避免或处理不当的纠缠，同时由于家庭人口多而收入少，在经济上总是生活得十分拮据。林东海《 编余漫话 》（ 湖北编辑学会《 出版科学 》2000年第3期 ）中有这样的记述：
1972年自干校归来，我由中国文联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操起编辑这一行，至今已26个年头，对于编辑生涯，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我初到人文社古典部（即今古典文学编辑室），见北窗下坐着一位清癯瘦削已见二毛的老同仁。打完招呼后，他惊奇地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下意识地答道：“希望学有所用。”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的是古典文学，又在刘大杰先生指导下研读过魏晋六朝隋唐五代文学史，颇热爱这一专业，所以随意应了一句。他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无奈几分惋惜，说：“这一行呀，能干的不愿意干，不能干的想干也干不了。”一瓢冷水浇得我浑身打寒颤。这位老同仁就是周汝昌先生。若干年后，他果然不干了，调到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去了。
不久，听室中同仁说：有一位老编辑，审读一位老教授的书稿，贴了许多浮签，提了不少意见。所指出的谬误和问题，绝大多数是很中肯的，这些都照改了，并不多言；其中有个别问题，大约百分之二三吧，提得不合适，或者提错了。这老作者却抓住这百分之二三的失误，大发雷霆，说编辑水平如何低下，甚至厉声呵斥道：“×××有什么资格审我的稿子！”听了这则轶事，我多少明白点周先生那话的含义，也顿时萌生投错门的悔意。
周汝昌从1954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后，确实也遭遇到不少不顺心的事情。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感觉是自己的才能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出版社和古典文学编辑室的领导换了好几茬，有一两届领导的态度简直让人心寒，总之一直没有机会专心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而编辑工作中许多意想不到的纠缠很让人心烦气短，因为工作本身为人作嫁不说，还常常会引发一些人事上的矛盾。周夫人曾愤愤地说，周汝昌自从进了出版社，就没得过一天好。周先生自己也对笔者说过，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岁月都献给这个出版社了，却总是坎坎坷坷，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条件尽展己之所长。这当然也有些是气话。
周汝昌做工作很认真，有点“书呆气”，遇到一些别人工作中的失误，只要经了自己的手，就一定要指出来，这种“一切从工作出发”虽然理论上是一种优点，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是出力不讨好，要得罪人。比如前面叙述过的对《 三国演义 》原校点中的失误发现后重校，虽然得到领导聂绀弩、巴人的赏识，却使原校点人很不高兴。校注《 白居易诗选 》时，周汝昌又指出了原编者的某些失当之处，也使当事人大为不满。同时，正像唐翼明评价《 杨万里选集 》时所感叹的，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能摆脱“八股调”，周汝昌独能鹤立鸡群出污泥而不染，干什么事都张扬灵性和创造性，不肯盲目跟着“潮流”走，很自然地就和其他同事的做法有了差距，形成了对比。而这样做的结果，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似乎周汝昌总是在贬人扬己，踩着别人的肩膀以自我表现，成了一种道德的二律背反。笔者听宋谋瑒先生说过，出版社的某位先生甚至要“生祭某公”—— 表达对周汝昌的强烈不满。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2）
这正应了那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老话。
1976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没有给稿费，说给作者一百套书，但出版社还扣留了一部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情况。所以周汝昌本人得到的书数量非常有限，亲戚朋友，出版社的同事，纷纷索书，很快手头就没几本了。这时，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仁王利器（ 1912—1998 ）打来电话要书，周汝昌回答说，你不早点要，现在我已经没有书了，你是自己出版社的，社里留了一部分书，请你向社里要一套吧。
而在《〈 红楼梦 〉新证 》的第180至182页，周汝昌又提出对王利器的批评意见。原文如下：
在“赶繁华”的看法之后，又出现过另一种变相的“赶上”的论点。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 文学遗产》第六十一期），最末为“年未五旬而卒”一节，其中说：“我们可以这样提出，从曹雪芹之生到曹雪芹之死（引者按，他是主张一七一五——一七六三的 ）即十八世纪的上半期，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而曹雪芹就是在这种典型的社会环境中长成起来的。因之，我们说曹雪芹在江宁度过了十三年，这不仅（与敦氏诗句等）……都丝丝入扣，更重要的是曹雪芹在这十三年中——当然婴孩幼儿之年要除外，具体地接触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 着重点皆引者所加——本传记作者按：此注乃《 新证 》所原有），及到他在生活实践中起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以后，深刻地体验出在这一个历史阶段存在的问题，把一生经历、观察所得的东西，如人道主义问题、自由恋爱问题等，加以综合、比较、分析，通过宝、黛的悲剧，把它再现出来。也就是说，曹雪芹如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创造出这部伟大的划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十三年江宁童年生活，对于他是起了一定的决定性的作用的。”云云。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曹氏生于一七一五年，他才能以“具体地接触”（按即“赶上”之谓）江宁一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否则不行。（王先生对于《红楼梦》的“人道主义、自由恋爱”等理解，我也不敢苟同，不过这里不拟枝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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