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恩裕突然病故，周汝昌写了一首七律和七首七绝哀悼挽念，让周雷① 于送葬时去现场张贴。由于周汝昌不完全同意吴恩裕的某些考证观点，红学界有轻薄流言说“周汝昌气死吴恩裕”，难怪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说：“他的病逝，居然也成了某些人造谣挑拨是非的‘资本’。”（《 天·地·人·我 》之《 怀念恩裕兄 》）北京的红学界由于人员众多，派别庞杂，历史恩怨悠久，再加以名利因素的无形策动、“占领阵地”的争夺，常有一些小道流言在有意无意中传播，传来传去，就难免走形变样，又潜伏下新的纠纷。
不过，此次在美国举办的红学讨论会，还是空前热闹的，中国大陆去的三位学者，也是基本团结和谐的。海外学界对刚刚从闭关锁国状态中打开一点门缝的中国大陆，还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因而对中国大陆去的代表也就格外热情。周汝昌回国后写有《 美红散记 》、《 陌地红情 》、《 国际红学会 》（ 俱收入《 献芹集 》）等几篇散文随笔，记述了与会的盛况花絮。据周汝昌的实录，情况大体如下。
会议的名称是“首届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议”；东道主是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学；而通力联合筹办的是威大的周策纵、加州大学（ 伯克莱 ）的白区（ Birch ）、哈佛大学的韩南（ Hanan ）和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四位教授。威大校长沈艾文（ IrvingShain ）为主席，研究院长博克和文理学院院长克罗农，皆为委员会委员。沈校长亲自致开幕词。应邀到会的分为五类人：外国学者、美国和加拿大学者、青年学人与研究生、威大教职同仁、威大校友。这还不包括记者等旁听席位。不在名单，为观光盛会而特别赶来的，也不止一人。如中国台湾成功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吴屿教授。
周汝昌等三位中国大陆学者被列在“外国学者”项内。周汝昌回忆说，1978年当大会发起人周策纵来北京时，就拜访周汝昌，并共同商量要把俞平伯请去出席，终因俞平伯高龄有病而作罢；1979年秋赵冈又从美国到北京，吴恩裕表示愿意前往，但年底却不幸病逝，所以由陈毓罴替补。中国大陆以外的学者，中国台湾被邀请的有作家高阳，但高阳只寄去论文，人未到会，据说是由于台湾当局作梗不发签证所致。另一位台湾学者潘重规（ 1908—2003 ）到会，他是海外一个著名的索隐派老红学家，游走于台湾和香港地区。香港被邀请的学者是宋淇① ，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兼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但他临时因病未能到会，也是寄了论文。来自加拿大的学者是后来在中国宣讲古典诗词颇为知名的女教授叶嘉莹（ 1924年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教授 ）。与会正式代表共八十多人，开幕式有九十多人出席，提交的论文一共四十三篇，在美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上，也算少见的大规模了。经历了多年闭关锁国和“文革”动乱的周汝昌，对在美国经历的一切，自然也是有新鲜感的。比如他说：
三十年与世界隔绝的我，对外国名词也外行得很了，例如红学研讨会“工作作坊”（Workshop）这个称呼，似乎国内还没有；周策纵先生在我印象中总是“大会主席”，一检名单，原来不对，他是会议的“工作作坊主任”。他来信说过，各方响应热烈，人数日益增多，原订的会场不够大了，又重新订了一个更大的。我到会时，见是一处很宽敞的大屋子，有讲台、黑板，就是一间大课堂，一切都很朴素，毫无装饰点缀。人坐齐了，时间一到，会议开始。
我不禁想：要是我们，起码得拉起一条几米长的大红布，——上面的字不但必然是白的，连那字体形状都是“一见如故”，千篇一律的；也许还有红绿标语，上写着“热烈庆祝……大会胜利召开！”“热烈欢迎来自……的红学家！”等等之类。不这样，那还叫“会”吗？！而且，“召开”一定是“胜利”，“庆祝”必然要“热烈”。就连“欢迎”（已然在“欢”了）也必须是“热烈”才行，否则“欢”就不够规格，对不起“贵宾”之驾临……。一个套子，板上钉钉，天经地义，仿佛天下的事并没有别样的。可在这个红学会上，却连一丁点儿“装潢”都没有。
事实上，“大会”这样的字眼，也是我在“行文”时用的，那里没人这样说。我想，那不很好吗？好在哪里？不是很感自然吗？难道张皇自大的习气，专门装样子的毛病，不亦可以休乎？因为没有了这种套套，事情照样办——而且也许会办得更好一些。（《 国际红学会 》）
周汝昌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这次会上最长的一篇，长达三万字，名为《〈 红楼梦 〉“全璧”的背后 》。这是一篇考证性的论文，其中引用了许多一般人很难读到的偏僻资料作考证，其中心论点是说后四十回续书的出现有政治背景，乃高鹗奉乾隆皇帝的旨意有意为之，目的是扼杀改变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所体现的逆反精神。这个“大人先生操纵说”其实早在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的“后记”中就已经提出，不过这一次是以非常具体的考证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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