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为什么如此反应“神速”？在《 邓拓论我的红学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周汝昌如是说：
《文艺报》挨批之后，运动迅速深入发展。《 人民日报 》的锺洛（笔名），数次莅临见访。
我那时住在东四牌楼十二条以北的门楼胡同东头一所小四合院，乃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的寓所。
这一天，锺洛特来通知，邓拓要在报社接见我，时间是晚晌。记得好像是下班回寓，家人告知此讯。草草晚饭之后，我便自往人民日报社——到了报社，锺洛方从敝寓回来，方知是派专车去接我的，却扑了一个“空”。
要知道那时北京城（“城”仍“健在”，未遭拆毁）里根本没有几辆汽车，黑轿车都是要人乘坐的，神气无比。像我，是绝无乘此专车之荣的。再说那时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从敝寓前往，殊非易事。
……
邓拓见了我，可说是十二分热情接待，极尽宾主之礼，而且满面春风，颇有一见如故之意致。从离坐得很远的秘书王同志和陪坐的锺洛的神情举措而观，我体会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对话，非同小可。
两座沙发，当中一个茶几式小桌，桌上一个大碟子，碟内堆着很高的散装的“中华”香烟，这是彼时最高级的烟了。他让我一支烟在手，并且亲手为我用打火机点着了烟。
我深知这实在是特殊的礼遇。
他请我来见他，目的是要我写批俞批胡的“文章”，这不必多说自明。话题当然就是从《 红楼梦 》开始。
对俞、胡二位，他说了些什么，我已全记不得了。话题转到我身上来。很易料想的，他先夸奖了我的“红学成就”，也提到了毛主席。
往下，就客客气气地指出我的“美中不足”，最重要的几句话，大意如下：
“……您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变故是由于雍正的迫害，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证明了胡适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是荒谬的，这是一个大功劳。但您的主张‘自传说’，却又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就错了。因此，您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他委婉而清楚地表示：希望我写一写，批判俞、胡，也做自我批评。这样，文章会更有力量……
这番意思不难懂。正像锺洛向我强调表示的一点，就是：“您做出自我批评，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这句话记忆最为清楚难忘。
一切都表明：这是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不把我当俞、胡一律看待，让我解除顾虑，安心参加运动。
这好意深情，我至今感念，不会忘怀。
可是我当时十分糊涂，执迷不悟：“主张‘自传说’怎么就是犯了错误？这是曹雪芹自己在书里一开头就表明了的——全部的表现也完全与表明符合。鲁迅就如此认为，说胡适之考，可以论定。鲁迅也犯了‘二元论’吗？……”
我在那时，思想斗争极为剧烈，可怎么也想不通我错在何处。
有一位同事向聂绀弩等领导叙说我是“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云云，倒很真实不虚。
感谢锺洛，他继续向我做思想工作，表示“有人把您与胡适同等看待是胡说……”我终于在众多同志的关切与鼓励之下，写出了一篇文章。
不待说，那是水平不够的，尤其是自我批评的部分，更显薄弱。
这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我成了一个“不可教也”的“孺子”。文章登出后，有人称奖，有人不满——尽管拙文已由好意之人略为加工润色了，还是无从根本改变，所以到后来运动深入时，就有高水平的人发文批我，说我“比胡适还反动”。我不怪人，咎由自取，于人何尤哉。
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中，周汝昌受到了“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从一开始，就把他和俞平伯、胡适区别开来。1998年11月19日在北京北普陀召开的周汝昌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的纪念研讨会上，李希凡在大会发言时说，他在1954年只“奉命”写了两篇文章，第二篇就是《 评〈 红楼梦新证 〉》，而主要目的就是把周汝昌和俞平伯、胡适区别开来，予以保护。这是笔者当场亲耳听到的。
蓝翎在《 四十年间半部书 》（ 1994年第5期《 黄河 》，收入蓝翎《 龙卷风 》）中这样说：“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在运动初期，成了重点冲击对象，似乎排了座次，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周汝昌因病住进了医院，大概日子不怎么好过。邓拓找我们说，要写一篇文章，既严肃批评他的错误观点，也体现出热情帮助和保护的态度，指出他与胡适不同，是受了胡适的影响。这是上边的意思。我们按照这个精神，写了《 评〈 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看到后，大出意料之外，来信表示感激得流泪云云。李希凡还奉命去医院看望他。应该说，这篇文章对周汝昌是起到了保护作用的，此后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也是只对研究观点立论，而不往政治立场上拉。如何保护，是由最权威的人说了才能产生积极效果的。如果地位稍逊，说了不但不会生效，弄不好连自己也会牵进去，这是由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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