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沈衡老（沈钧儒）谈起其孙来清华旁听事；此事衡老循其孙之请，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于法绝对不妥。”“今衡老以人民最高法院院长之地位，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仅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余旨在劝衡老收回此种请求，渠似不甚领悟，甚矣权位之移人也。”（1949年10月28日日记，《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98、9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数月后，沈老的孙子又携书往潘宅商讨旁听事。
“……余就此举对各方面之不利剀切言之……至余或因此而开罪衡老，开罪于当今之大理，则不暇计及矣。”（11月9日日记，同上）其实潘光旦当时已不在其位，大可一推了之，但他为坚决维护清华的制度，积极地说服当事人，不怕得罪人。
他是一位刚正不阿，不识“时务”者！潘光旦以嗜书如命而闻世。
在清华图书馆长任上，病退的高女士将自己收藏的一大批历代妇女著作送他。
他不据为己有，连同自己的这方面藏书一并捐了。
作为教师的潘光旦，他热爱学生。
他喜欢演讲，还爱和学生互动，使学生有如沐春风的喜悦。
不但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学生还可以自由地到他家去讨教。
大事小事“他总是诚恳地替你解答。”学生说“潘先生的为人也同他的圆圆的脸一样的和蔼可亲”。对待学生运动，身为教务长的潘光旦虽然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但不得不考虑学校当局负有保证学生安全与读书之责，深恐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惨案。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时，他与校长梅贻琦联手，一面与军政当局周旋，一面劝阻学生“稍安毋躁”。当时有人传谣，说潘光旦向宪警提供学生名单，以致有学生围攻他，有人抢走他的双拐，让他“独立”。校长梅贻琦站出来，向同学做了解释。
当事人钱伟长的回忆最为可信：“他做教务长，每次我们都找他面谈。
他很能讲道理，潘先生有这个特点，总能讲一套道理。
道理讲完了学生不满，我也很不满。
可是完了以后他总把我留下，因为我属于研究生，是留下的，偷偷地告诉我一句话：‘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学校并不是完全反对你们的，不过外头不要宣传，我们做缓冲的人。
第53节：潘光旦的人文情怀(3)
’他是这样一种态度，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
他说：‘我们还得对上头，对南京讲话。
’老是这一句话。
所以他对学生运动的人总是讲而不处分的，一般是不处分的，就开除过两批学生会主席，都是开除以前先把他们安排好了，走了再公布，贴个名单对付南京，另外再选几个人出来就行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学生会主席换得很快。
这是潘先生的情况。
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来，他虽然作了教务长，不得不为当局讲几句话，可是他是很有分寸的，不是迫害学生的。
这一点很重要。”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
他有一句名言：“不向古人五体投地，也不受潮流的颐指气使——只知道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光旦秉性温和忠厚，论语上说的‘温、良、恭、俭、让’诸美德，他可以当之无愧。”他的同学、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如是说；“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是“我所敬爱的人物”，老同学梁实秋如是说。
在众多的朋友中，潘光旦与费孝通之间有点特别，他们亦师亦友。
费孝通卒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
1938年由英伦返国在昆明由潘介绍加入民盟，两家又长期比邻而居，后在中央民院成了“难师难徒”。费孝通自己说，“我应当是他学生中受益最深的一个”。费称赞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有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费视他为活词典，说凡不知道的事情，不查词典，去问问潘光旦，一问就明白。
闻一多与潘光旦是清华同学，他们是莫逆之交，相互欣赏。
闻一多本名叫闻多，“一多”是潘光旦为他改的。
闻还为潘篆过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闲章。
闻被害后，潘为“闻亭”写匾，为《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刊》题封面，写下“卅载论交浑似梦，几番饮泣泪无痕”的悲愤诗句。
1916年潘光旦的腿动手术，闻一多因自己未能前去探视深感内疚。
闻一多写信鼓励，对其才华予以充分肯定，称：“领袖英伦，润色鸿业，斯文不坠，大匹必扶，直券受耳，尚其勉旃。”潘光旦与罗隆基1930年在光华大学是同事。
校方认为罗在校外发表言论太多，要撤罗之职。
潘光旦为抗议校长擅权恣肆，愤然辞去文学院长之职，拂袖而去。
“云南王”龙云，当年曾为革命做过不少好事，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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