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法律很早就出现了。据《周礼》记载：“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这说明，早在夏代，就出现了5种刑罚，共3000条。当然，这些记载是后人追述的，夏代刑法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商朝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国家，它有官吏、军队、监狱，当然也有法律。后来，周公提到的“殷彝”就是商朝的法律。在这一点上，韩非子说得更具体：“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意思是，商朝有一条法律：凡是把灰倾倒在大街上的人，要被砍掉手臂。
当然，这些“只鳞片爪”的记载只能说明商朝有法律，真正出现法律条文并流传后世的最早实物是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首创的“刑鼎”。
当时，子产在郑国执政，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让全体臣民一律服从国君的统治。对此，守旧势力坚决反对，晋国大夫叔向曾写信给子产，表示不满：“法律一经公布，人们知道如何避免刑罚，就不怕官长了。要是专凭刑书治理国家，官长就会不知道如何行政？”
不过，历史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二十多年后，带头指责子产的晋国也跟着铸起刑鼎来，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孔子知道后，却仰天长叹：“晋国很快就要灭亡了！他们不遵守唐叔和晋文公的旧法，造出一个什么刑鼎。从今以后，老百姓就会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的脸色行事了！要是尊卑贵贱没有次序，该怎么立国啊？”叔向、孔子之所以反对铸刑鼎，因为他们更相信“人治”，而不相信法律和法律的力量。
可见，。因为再严酷的法律也有个界限，一旦将这个界限公布，老百姓就会遵守，避死求生，而不至于无所适从，动辄得咎，完全听凭统治者的摆布。
就拿子产来说，他向来主张推行“猛政”。当然，他的“猛政”主要是针对老百姓的，同时也是针对贵族势力的，因为郑国的工商业发达，贵族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刑罚去侵害商人的利益，导致民怨沸腾，也影响了国家的税收。现在，子产铸刑鼎，将法律条文公布，对贵族的恣意妄为毕竟有了一些限制。所以，子产对叔向说：“我铸刑鼎，是为了救世啊！”其实，子产的刑法已经够“猛”了，还是为了“救世”。看来，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要是法律没有公布，那些统治者真不知会凶残到什么程度！
法律是约束权力的“利器”
法律，既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又是约束国家权力的“利器”。
17世纪，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处死英王查理一世后，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宣布建立共和国。几年后，他逐渐羽翼丰满，蜕变为一个独裁者，也想过一过“国王瘾”！
这一天，克伦威尔突然询问法学家洛克：“现在，让一个人做国王也许对国家有利。”洛克听后一愣，一抬头，发现他的双眼里充满了期望和贪欲，立刻明白了他的“鬼心思”，便字斟句酌地说：“阁下，您是想要拯救英国吗？那么，我可以告诉您：这个药方比病还糟糕！”
克伦威尔听后，眉头一皱，情不自禁地握住了腰间的刀柄，悻悻地说：“现在，英国就在我的手中，谁敢把我怎么样？”洛克非常平静地答道：“不错，阁下确实已经掌握了充分的王权，但是人们都把您看成是国王的死敌和共和国的象征；如果阁下自封为国王，所有主张共和的人都会背叛您，您的事业就会非常危险！”
听了这番话，克伦威尔沉默了许久，才尴尬地一笑：“别介意，刚才我只是随便说说！”
最后，克伦威尔终于没有当国王，只是自称“终身护国主”，独揽国家大权。在这一点上，克伦威尔与曹操非常相似：曹操只敢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魏王，却不敢贸然称帝。他们之所以不敢公开称王称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合法。当然，这里所说的“法”，是成文的法律、不成文的道德规范以及传统习俗观念的总和。
在自己的权力达到顶峰之际，还能够头脑清醒，辨明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并自觉地约束自己（也许是非常痛苦的约束），这才是明智的统治者。可是，历史就是怪得很，一些愚蠢的独裁者刚愎自用，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干出一些傻事来，结果众叛亲离，由权力的顶峰跌入毁灭的深渊，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688年，英国爆发了推翻詹姆斯二世的“光荣革命”。第二年初，英国国会决定：拥戴荷兰执政威廉为国王，称为“威廉三世”。为了约束新国王，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权利法案》，对王权的范围作出了明确的限定。其中，“重中之重”的就是法律问题：不经国会同意，国王无权废止法律或者修改法律，不得任意征税，也不能在和平时期征兵和维持常备军。1701年，国会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法》，对未来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作出明确的规定。
《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的通过，大大限制了王权，使王权受到了极大的约束，英国由一个封建王朝变成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资产阶级可以精神抖擞地大步向前迈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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