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的人口不仅以性别来划分，事实上，作为一个语言和民族意义上的族群，波斯人本身仅占全国约1 200万总人口的一半。[12]另有250万人说阿塞拜疆语。还有20万马赞德兰人生活在土地肥沃的里海沿岸。此外，非波斯人的部落分散在全国各地，其中包括西部的库尔德人，南部波斯湾一端的阿拉伯人，东南部的俾路支人，西南部的卡什加人，以及波斯湾和德黑兰之间的重要政治活动者巴赫蒂亚里人。除了这些，还有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小民族，包括阿富汗人、土库曼人、哈扎拉人、巴瑟丽人、塔吉克人——还有说突厥语的卡扎尔人，伊朗国王本身就出身于这个民族。举国上下都由什叶派穆斯林占主导，发挥着类似于黏合剂的作用，否则国家大计将变得迥然不同，波斯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位政要，也都要受到什叶派宗教领袖的监督。但还有至少10万名巴哈伊教徒在暗中活动（他们被什叶派教士认为是受到外国势力煽动的阴谋异端分子，被国王认为是危险的社会改革者）。在亚兹德（Yazd）、设拉子（Shiraz）、德黑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有犹太人社区，以及少数琐罗亚斯德教徒，也就是掌控着孟买经济贸易的帕西人的祖先。还有一些亚述基督徒和亚美尼亚基督徒。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位统治者都要面对的窘境，维也纳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想必会感同身受。
专制的古代波斯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在这样的制度下，伊朗国王名义上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拥有伊斯兰宗教制裁权，又与卡扎尔皇冠和波斯国旗上的狮子与太阳所象征的、更古老的波斯荣耀联系在一起。19世纪90年代，寇松发现伊朗国王受到的赞美像附近积雪盖顶的山脉一样崇高，但比起作为真正的政治领袖，更多的是作为往日辉煌的一个象征。即便是尚未受到20世纪的冲击时，国王下达的文书能传出首都多远，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他的权利理论上是无限的，实际上却处处受限。地方长官或许是通过家庭纽带，通过荣誉头衔，或者通过天花乱坠、坚不可摧的效忠誓言，与他产生了关联，但找不出有哪一个现代的官僚机构能执行他的意志。外交部往各个欧洲主要首都城市派遣公使的同时，也在波斯国内的省会安插官员，据说是为了监督地方长官。对于这一点，很难称之为强大的中央机关的标志。
这些都是治理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笔一挥就得到解决，无论伊朗国王是否受到宪法的约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长期的行政改革，政治文化的改变，还需要一个太平时期，让改革在此期间生根发芽。然而波斯的近代历史中，只有断断续续的改革和难得一见的太平。欧洲国家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除了借钱给政府，而正是这一点让政府债务缠身。俄国有时会积极策划反对波斯复兴，它更愿意看到一个虚弱的而不是强大的邻居。波斯最终的结果就是积贫积弱，被异议削弱，或者按照美国人威廉·摩根·舒斯特（William Morgan Shuster）喜欢用的说法，叫作慢性扼杀。1911年，舒斯特曾经短期受聘为波斯财政顾问，直到在俄国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他找到了自己和波斯复兴的阻力之所在。1912年回到美国后，他用自创的一个忧伤的对句，作为对这段岁月的书面记录的开场白。这是一个预言，也是一首挽歌：“时间的推移冲淡了某些痛苦，却加深了波斯人不公命运的痛苦。”[13]
19世纪90年代，寇松在波斯期间，波斯也曾有过现代化的动向，或者至少是意识到了现代化的必要性。统治波斯将近50年直到1896年遇刺的纳赛尔丁·沙（Nasser al-Din Shah），曾经游历欧洲，并且为他所观察到的发展进步而着迷。但回到德黑兰之后，这种迷恋并没有转化为波斯持续的现代化，反而消散在国王对新事物强烈而短暂的热情之中。“他不断地着手推行一些新的方案或者创意，当他的异想天开得到了满足之后，这些东西就被忽略了，或者可以到期了。”寇松写道：
上星期还是煤气灯，下星期就换成了电灯。现在是参谋学院，不久之后就是军队医院。今天穿起了俄国的制服，而昨天的波斯湾上还开着德国的军舰。今年发布了一道新的军令，又承诺明年发布一部新的法典。这些绝妙的方案全都无疾而终，王宫储藏室里坏掉的机械装置和丢弃的小摆设，还没有政府机关文件格里半途而废的改革和彻彻底底的惨败塞得满。[14]
但天时和地利都不在波斯这边。
外国商人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许权，起初很不正规，但增速迅猛。1872年，伊朗国王与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裔英国商人保罗·朱利叶斯·路透（Paul Julius de Reuter）男爵达成协议，几乎是将国家的一切交到了后者手中。在当地的商人和宗教领袖的压力下，国王也有所收敛。[15]两年后，德国人获得的修建大不里士（Tabriz）至焦勒法（Julfa）铁路的特许权，也以类似的方式流产。1890年，英国人获得的烟草特许权在大不里士和德黑兰遭到了抗议，也引发了全国性的抵制烟草运动——同样也导致这项特许权被撤销，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长期的欠债导致债台高筑，债务又造成了更大的商业影响力和更多的特许权，这种现象是无可避免的。英国的波斯帝国银行（Imperial Bank of Persia）被独家授予纸币发行权。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家俄国银行——贷款银行［Banque des Prêts，后来的波斯贴现银行（Banque d’Escompte de Perse）］——也成立了，代表俄国的商业利益，从波斯的累累负债中索取利息。航运业和渔业的权力之争刺激着外交活动。石油开采特许权在波斯南部授予了英国人，在北部授予了俄国人。波斯军队中最为训练有素的一支部队，是俄国军官指挥的哥萨克士兵。20世纪初，寇松担任印度总督时，波斯的战略意义对于英国和俄国的外交政策是不言自明的。英国连接亚洲的电报线已经贯穿了波斯全境。几十年来，俄国的南部边境向南翻过了高加索山，囊括了里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吞并这些地区之后又开拓了巴库的油田，因此必然会侵犯到波斯自古以来的势力和利益范围。波斯陷入了日趋紧张的不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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