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和往常一样，在1913年的耶路撒冷街头摩肩接踵。当然，他们彼此之间的怀疑比过去更严重。毕竟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伊舒夫（Yishuv）——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不仅通过怀有宗教动机的犹太人的内部迁移，还通过被犹太复国主义这种新的世俗哲学所激励的一些人的迁移，其政治野心和含义目前尚不明确。在巴勒斯坦，有一座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城——特拉维夫。那里散布着越过万水千山而来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者的定居点。犹太人新开始的购地行为，几十年里一直争议不断，阿拉伯报纸热烈地讨论、辩论、（主要是）批评这一现象——不过这并不妨碍愿意出售的阿拉伯卖家和有组织的犹太买家想方设法钻奥斯曼帝国规章制度的空子，因此犹太人的殖民过程也继续稳步推进着。
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件事对未来的真正意义都是未知的。阿拉伯人忧虑的呼声还并不意味着必然的大规模冲突。在耶路撒冷旧城，一座开放城市的传统要远比在新的郊区更为突出。不同的聚居区犬牙交错，而不是被某条特定的巷子或街道截然划开。在城里的咖啡馆，不同社区的代表们可以共同等待一名奥斯曼帝国官员答复请愿，签署文件，或者发放许可，与摆着臭脸的奥斯曼帝国官僚打交道的经历将他们团结在了一起。1908年，奥斯曼帝国废除了审查制度，发行了更多的报纸，帝国的政治形态似乎变得更宽松了；在那之后，咖啡馆成了政治讨论或辩论的场所。一些人主张阿拉伯人应在当今的奥斯曼帝国享有更大的自治权，犹太人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作为他们的盟友，另外一些人认为，拥有奥斯曼帝国公民身份的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君士坦丁堡中央的统治，还有一些人认为犹太移民正在暗中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平衡，君士坦丁堡的新一届政府制止不力，很可能是欠了犹太人的债。在香料市场的Seraii咖啡馆，类似的对话在一棵大桑树下进行。[10]在Qalonia咖啡馆，点点头就能把来客引到后面的赌博区。
这座城市自始至终都处在现代化进程和扩张之中。阿拉伯人市长侯赛因·侯赛尼（Hussein al-Husseini）实施了铺设耶路撒冷街道的方案，受到了穆斯林、基督徒和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广泛支持。［1914年的市长改选被塞法迪犹太人报纸《自由报》（Ha-Herut）称为当年市议会选举中“仅有的一线光明”。］[11]有轨电车即将开通。旧城的城墙外，正在建设新的郊区，扩展旧的郊区：百倍之地（Mea Shearim）和回想摩西（Yemin Moshe）是以犹太人为主的郊区，Musrara和Sheikh Jarrah则是富裕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青睐的新建的郊区。对于来自中产阶级阿拉伯家庭的小男孩儿雅哈里耶来说，日常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舒适，越来越现代：
（1904年）夏天，我们围坐在低矮的桌边享用正餐。食物盛在珐琅锌盘中。那一年，我们不再用产自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木勺吃饭，而是改用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生锈的铜勺。1906年，我的父亲为我的兄弟姐妹们每人购置了一张单人铁床，于是我们也抛弃了睡在地板上的习惯。过去每天晚上都要把一张张床垫放到几面墙之间，现在终于可以不用劳烦了，真是开心。[12]
雅哈里耶回忆起见到法国圣母院（Notre Dame de France）的独臂看门人点亮这座建筑物的电灯——雅哈里耶称其为耶路撒冷最先通电的建筑——他还惊讶地发现，“一眨眼的工夫”，这个地方就从完全的黑暗变得亮如白昼。[13]
耶路撒冷虽然在某些方面不断变化，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从未改变：在三种宗教的加持下，完好无损的独特精神和绝无仅有的气质。在过去的岁月里，这座城市曾经被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基督徒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可即便是奥斯曼人，也只是这个地方的监督者，尽管他们对耶路撒冷的控制到1913年时已经持续了将近400年。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家族和宗教无谓的争斗，或者即便是现代的冲击，比起耶路撒冷，这个精神与灵魂的永恒国度，全世界共同的遗产，又算得了什么呢？
耶路撒冷是欧洲和美国基督徒心中的朝圣之城。这座在一两代人之前还只有最坚韧、最积极的人们才能到达的城市，如今已经是每年数万人的目的地。城市中的朝圣者、朝圣物品——木质十字架、圣人文身、珠绣圣母、念珠、圣像——以及当地的小贩和向导，利用朝圣者的虔诚和轻信，到处榨取几个皮阿斯特（piastres）。
旅行者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当地人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一个基督教团体，每一个欧洲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独有的教堂、旅馆或者旅游团——这是一种以民族、语言和习俗来划分的单一信仰。不同的国家甚至还经营各自的邮政业务，避开了奥斯曼帝国的电报业务，因为他们普遍认为那是一个间谍网，会把通信内容传回君士坦丁堡。俄国人在耶路撒冷市郊建起了一座大院，那里有他们自己的大教堂、医院和三家招待所，尼古拉二世身边那个寻欢作乐的长老（starets）拉斯普京曾于1911年来访。[14]奥地利招待所坐落在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附近的苦路（Via Dolorosa），装修给人的感觉犹如在萨尔茨堡城外的山坡上，装点着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大胡子肖像——1896年访问耶路撒冷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首位到访的天主教在位君主——还有他妻子的肖像，让人感到亲切。路德会救赎主堂为树立了德国的标杆，威廉二世意在借此促进德国在圣地重新确立大国地位，还有1910年才献堂的德国天主教圣母升天修道院与之平分秋色。最后自然是各个教派的代表——罗马天主教、希腊正教、亚美尼亚、科普特、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教会，他们全都主张对圣墓教堂的控制权，并且就各自的权利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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