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913年的巴黎比起1900年时那座宏伟的城市，未免显得有些俗气吧？每天早上都有一火车一火车的游客从加莱来到巴黎，准备进行一天忙碌的观光。而产业化的旅游业，以及从中渔利的廉价小贩和骗子，岂能无损于这座城市的浪漫？普罗科菲耶夫刚从海尔德街（rue Helder）上的酒店出来，就被一个法国人缠上了，那人卖给他一张地图和一打明信片，还“偷偷地向我兜售一捆淫秽图片”。[28]德莱塞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问那个小贩有没有母亲或姐妹，她们看到这些东西又将做何感想，就这样把小贩赶走了。[29]《贝德克尔旅行指南》说这些卖卡片的小贩在郊区的火车上危害极大，还告诫女性读者不要经常出入“大道”北边的那些咖啡馆，在那种地方非常容易被人误会，还有可能被人骚扰。这本书还建议，无论是男性游客还是女性游客，天黑以后都不要去巴黎那些少有人去的地方，要时刻提防“扒手大军和另外一些小流氓，那些人一眼就能认出外地人，特别擅长占外地人不了解情况的便宜”。[30]普罗科菲耶夫的母亲或许不像年轻的儿子那样容易受到外界影响，面对巴黎，她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哦，到巴黎了，’我们从巴黎北站（Gare du Nord）的出口出来时，妈妈说，‘不过也没什么特别的。’”[31]
一些巴黎人担心巴黎是不是正在失去某些魅力和个性。1913年1月的《巴黎人》（Parisia）杂志痛斥了香榭丽舍大街的商业化。“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发光牌，这边还要再立一个标杆，远处还新增了一面大广告牌；业主们胆子大了起来，给自己找到了商机，招贴和广告越来越明目张胆，越来越挑逗。”一名记者这样批评在楼前放广告的风气，这股风气破坏了道路的视觉协调性，完全是为了卑劣的目的而出卖了这条大街。“看阳台上挂着的那些大金字，再看那些花里胡哨的牌子，向你抛过来的‘媚眼’就像扒手对你的口袋送出的‘秋波’，”激烈的批评继续道，“俗气的电广告牌能把盲人的瞳孔烧坏，看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这样的强光吧。”[32]
或许破坏更严重的地方是蒙马特区，这里曾经是巴黎艺术气息与浪漫情怀的熔炉。就在伦敦招待雷蒙·普恩加莱的那一天，伦敦的报纸报道了蒙马特区逐渐的变化。有人写道：“老蒙马特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抽离，很快就会变得只剩下回忆”——
整个四艺（Quat’z’Arts）领域那些穿着肥大的裤子、系着松垮的领带、留着长发、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发现，在这个被遗忘的村子里，最后的避难所也已经处于绝境了，他们不知道眼下要躲到哪里才能求得一份安宁。巴黎正在进犯这座神圣的孤山，而赋予这座孤山个性与魅力的一切都正在消逝。[33]
如今，艺术家们转移了阵地。马蒂斯（Matisse）住进了巴黎西南郊伊西莱穆利诺（Issy-les-Moulineaux）的一间小资别墅。西班牙画家巴勃罗·毕加索长期居住在巴黎，他的画室位于巴黎南部蒙帕纳斯公墓（Montparnasse cemetery）对面的舍尔歇街（rue Schoelcher）上。现在的蒙马特区只是一个吸引游客的圈套，对于过去荣耀的拙劣仿制品。
1913年的巴黎仍旧是欧洲的文化之都，不过比起1900年，这顶桂冠稍微有点儿松动了。维也纳和慕尼黑，甚至伦敦和柏林，都在撼动法国首都曾经毋庸置疑的主宰地位。然而评论家兼艺术家雅克—埃米尔·布兰奇（Jacques-Emile Blanche）写道：“基调仍旧要由法国来定。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就是为了看看我们都制作了些什么，为他们四海一家的理论寻求我们的认可。”[34]巴黎依旧是艺术创新的中心，毕加索和布拉克（Braque）的立体主义从这里诞生。巴黎也依旧是画家举办画展、出售作品的地方。巴黎还是开拓事业或者发起运动的地方。1909年，意大利人菲利波·马里内蒂（Filippo Marinetti）在巴黎《费加罗报》的头版用法语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宣告了追求速度、新奇和暴力的一场自发的煽动性艺术运动的诞生。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这份宣言就登上了一家意大利报纸，只不过声势减弱了不少：
8.我们经过了这么多世纪，已经到了天涯海角！……既然我们一定要撞开“不可能”的神秘之门，又有什么好回眸？时间和空间已经死在了昨天。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已经创造出了生生不息、无处不在的速度。
9.我们要赞美战争——世界上唯一的清洁之法——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行为、会杀人的美好构想、对女性的蔑视。
10.我们要摧毁博物馆和图书馆，与道德主义、女权主义以及一切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懦弱作战。[35]
现代艺术不断变化的先锋，即“前卫”这一概念，也是在巴黎形成的。
然而尽管巴黎依旧是文化现代性的裁定者，进行艺术尝试的平台，但它现在的角色一方面是欧洲文化的陈列柜，也就是商店橱窗，另一方面是法国文化的宣传广告。曾经的印象主义是由巴黎人的品位和巴黎的艺术家决定的，而这些新的视觉艺术活动则不然，根本看不出是法国的。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扎根在德国。未来主义倒是在一家巴黎报纸上出现的，但它的领袖是意大利人，以及形式上多少有些不同的俄国人。另一方面，巴黎的戏剧近些年来占领了维也纳、意大利甚至比利时的戏剧季。[36]1913年的一次艺术活动由于性质大胆，在观众中引起了骚动，也由此声名远扬，而它本身几乎都是外国元素：那就是《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的演出，俄国芭蕾舞演员随着俄国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创作的音乐翩翩起舞，演出所在的剧院也因其日耳曼风格的线条而被批评为“蒙田大街（Avenue Montaigne）上的齐柏林飞艇”。[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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