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德国的经济局势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下列情况。战争的花销甚至比悲观者的预期还要多。包括社区和社保体系在内，公共总开支从战前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8%，飙升至1917年的76%。税收仅能满足开支中的一部分。政府提高直接税收的失败体现了商业的强大政治地位，因为正是它们——尤其是工业行业——成为战争的受益人和暴发户。典型的案例是抵制1916年6月引进的对所有商业活动均按照统一费率课税的营业税。与此相反，大量开支通过贷款得以支付。鉴于德国只能向国外借到有限的资金，大部分借款压力落到了德国的资本市场头上。然而随着公共部门赤字的螺旋上升，贷款的程度超过了公众向政府贷出的额度。1918年11月，德国的流动债务达到512亿马克，占到德国总债务的34%。过度的公共借款反过来导致了货币的迅速扩张（出现在1914年7月31日德国银行非法终止现金支付之后）。通过对德国银行储蓄条令的若干修改，8月4日通过的法令为无限的货币增长创造了机会。其后，流通的货币以每年38%的速度增长。货币的扩张导致了通货膨胀，尽管在物价调控下，情况稍微有所缓解。然而，人为制造价格差别的管控造成市场的畸形发展，从而使得提供必需物资的黑市蓬勃兴起，加剧了官方市场货源短缺的局面。这种让人无奈的购买力出现过剩，并降低了经济效益，让德国逐渐陷入国内崩溃和失败的泥沼。
从这一论点中我们能够得出，英国的财政优势奠定了它胜利的基础——劳合·乔治坚信这一点。作为财政大臣，他惊讶地发现，战争伊始英国的承兑所几欲崩溃，清算银行也使得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兑换陷入全面停滞。（它们就可以向客户提供低于银行费率的流动资金。）延期偿付的政策以及延长的银行假期拯救了承兑所，但尽管清算银行再三恳求，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依旧坚持1844年的协定，避免任何形式的停滞状态。双方达成一致，货币兑换应当继续，但银行利率继续降低1个百分点。一周后，银行能够对8月4日以前接受的所有票据进行贴现，这缓解了承兑行的现状，不得不说是一种胜利。劳合·乔治也因此声名鹊起，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1909年有人预言，如果预算法案通过，伦敦金融城将面临破产。劳合·乔治已经成功击败了银行家。几周后，他在女王大厅的著名演讲中透露出了些许骄傲：“你们身上有没有面值5英镑的纸币？（笑声和掌声）要是有的话，烧了它吧。还不是几张废纸！它们是用什么造的？残片碎布罢了……可它们价值几何？事关大英帝国整体的信誉啊。（更大的掌声）”众所周知，大英帝国的整体信誉保证了战争的胜利。9月，他在另一次演讲中说道：“我认为，资金问题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就连凯恩斯本人都被这种乐观情绪所渲染，但之后他的心态却大为逆转，变得悲观消沉。1915年1月，他是如此说服其友人伦纳德和弗吉尼娅·伍尔夫的，“我们志在必得，并以一种伟大的姿态，在最后关头调动我们所有的才智”——实际上只有他自己的——“以及我们的财富，来解决这个问题。”
死亡的代价
由此产生了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问题：既然德国战时的财政状况如此不济，既然协约国有如此强大的英国财政系统作为支撑，后者为何还要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才赢得战争呢？
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需要的财政预算比输掉战争足足高出两倍。许多人尝试用多种方法对所有参战国的战争开支进行估算（以美元计）。根据一种算法，协约国的“战争总开支”（即与战前的“标准”相比较，新增的公共开支）达到1470亿美元（包括法国、英国、大英帝国、意大利、俄国、美国、比利时、希腊、日本、葡萄牙、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相比之下，同盟国的开支为615亿美元（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另一种估算方式得出的结论分别为1400亿美元和830亿美元。表11–1为笔者本人的大略统计。
表11–1 总开支，1914~1918年（单位以百万美元计）
注：俄国1914年的数据为最后5个月的数据，1917年为8个月的统计数据。意大利和美国以6月30日为年终，其他为3月31日。数据根据美元相应的平均汇率计算。
资料来源：Balderston,“War Finance”,p.225;Bankers Trust Company,French Public Finance,pp.119~123;Apostol,Bernatzky and Michelson,Russian Public Finance,p.217.
与其他参战国一样，德国也是主要依赖贷款进行融资。鲍尔德斯顿指出，当联邦州预算被计入德意志帝国总预算时——在与非联邦制国家如英国、法国、俄国等做比较时，它们应当被计入——克瑙斯等人所指出的双方之间的差距便大大降低。德国16%~18%的公共开支通过税收付账，并没有与英国相差太远（23%~26%）。同样，英国的税收政策与德国相比也没有显出明显的优势：战争期间，对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来说，所得税有效税率基本持平，超额利润税的征收对象仅限于英国的企业（而在德国，普通个体也被列入课税对象）。德国战时平均13.9%的开销来源于直接征税收入，英国则为18.2%，两者的差距并不明显。此外，德国的税收政策与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相比同样是有利的。与德国大部分的联邦州一样，普鲁士在战争开始之前便贯彻着一套行之有效的税收政策；与此相比，法国的体制在战争打响前夕才被最终通过，直到1916年才正式生效，且效果甚微。法国的战争利得税课税较轻，且很容易造成偷税漏税。法国的战时开支中，仅有平均3.7%的数额来源于直接税收，甚至低于意大利的水平（5.7%）。与俄国战时税收的混乱行为相比，德国1917年煤炭税的虚假税收问题（实际上，其中大部分都是由额外的国家开支支付的）简直不值得一提。众所周知，沙皇俄国税收主要来源于伏特加的垄断经营；但为维持战争，政府停止了这一交易，因此这一资金源逐渐干涸（而人口数量却没有缩水的迹象）。1916年引入的所得税和超额利润税创造了1.86亿卢布的收入，“这些钱还不足以支付一个周末的开销”。简而言之，所有交战国都出现了巨大的财政亏空，其各自的国债也大为增加（见表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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