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动和兵变也实属罕见。1917年夏天叛乱的49支法国师队以及同一时间发生小规模骚乱的萨克森和维腾贝格部队是两个特例，但却足以证明了西线部队缺乏纪律性。当然，法国军队的骚乱意图并非在于掀起一场让最高指挥部惴惴不安的革命：它们主要反映的是法国士兵对尼韦勒的用兵战术失去了信心。他们并非诚心要将胜利拱手让给德国人。但在如此重要的战争阶段，3万~4万人向军令发起挑衅的行为同样使得后果不堪设想。英国的部队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最严重的一次破坏纪律的行为——第51高地师、诺森伯兰郡燧发枪手团以及澳大利亚兵团均卷入了这次事件——将主要矛头对准宪兵队：他们开枪击毙了一名服役多年、试图穿过一座桥进入附近城市的常规军下士。当受到不公正待遇后，那些出身工人阶层的英国士兵最多也只是诉诸和平时期表达不满的方式。1916年，第25师纠集众人，抗议清苦的军营生活条件；1917年6月，在坦布里奇维尔斯成立的工人和军人理事会向罢工委员会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要求津贴应当随食品物价而变化，士兵不应当被拉去做“黑活”等。战争接近尾声时，经常被违反的命令是：解散原有部队，组建新部队。然而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当陷于如此不利地位但仍需坚持作战时，英国士兵的士气却“惊人地高涨”。第50军的指挥官休伯特·高夫爵士认为，“我们的士兵……知道他们要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继续作战，而死亡随时可能降临。他们能够承受如此大的压力，不得不说这太让人惊讶了。”如果考虑到这些士兵出身于很少进行大规模征兵的农村，那么可以说他所言极是。
“大棒”政策
人们为何坚持作战？一种可能性是他们被迫如此。诚然，战争使得国家的权力得到增强，使之能够对其公民产生震慑作用。1914~1918年，英国公共开支中相当高的一部分用于雇用成百上千的人，其工作便是强制公民应征入伍。各种管理机构蓬勃发展，官僚主义的膨胀让战争提前到来，它们不仅出现在公共部门，在志愿者领域和商业领域同样存在，人们从未像1914年那样被井井有条地组织起来。大型工业集团雇用了数万员工，并采用其特有的官僚主义管理方式经营。工会也拥有众多成员。如果利用这些机构模式来完成大规模作战的任务，它们一定会高效地达到目标。
此外，我们至少可以说，英国军队在胁迫人们维持军队纪律的手段上比那些最终遭受内部崩溃的国家要无情得多。拒绝参与战争工作的非征兵团体险些受到军事当局的处理，1540名被判处2年强制劳动的和平主义者中，有71人被虐待致死。众所周知，3080名英国士兵因为逃跑、懦弱、变节或其他罪行而被判处了死刑，其中346人不幸地被执行死刑（这一人数超过了法国，是德国的7倍；但比起意大利，它仅为其处置己方人员人数的一半）。在“鼓励其他法国人”的检阅仪式中宣读了被执行死刑人员的名单：乔治·科珀德对此相当震惊，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看到下面这一幕时，马克斯·普洛曼错愕万分：一个人被四肢张开地绑在地板上，等待车轮从身上碾过。这种惩罚方式可以追溯到威灵顿时期，直到1923年才废除。1918年，每291名英国士兵中就会配备一名军事警察，而战争开始时这一比例仅为1∶3306。英国军队中军官和士兵的人数比同样远远超过德国：每支军队的军官人数占到总人数的25%，而德国仅有8~9名军官。考虑到绝大多数英国士兵在战争打响之前缺乏军事训练，军队因此而遵从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指导原则。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英国军队向士兵灌输了更多盲目服从命令的思想。在英国的“普通士兵”中，最经常感受到的氛围是消极被动，甚至麻木冷漠。这种等级森严、惯于顺服的组织结构——一切听从上级指令——与德国文化中鼓励士兵在没有收到明确指令时积极调动主观能动性相比，着实成为英国部队软弱无能的一个原因。
但我们同样不能夸张描写人们被迫作战的程度。战争期间，因为懦弱罪而被射杀的士兵人数仅占服役人数（570万人）的极小一部分。此外，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患有炮弹休克，西约克郡军团那位不幸的士兵哈里·法尔，他在1916年10月倒在执行死刑的射击队前。他并不是有意识地拒绝战斗，而实在是无法支撑下去了。黑格认为，如果这些极个别的胆小鬼被宽恕，那么英国可能会输掉战争，但他的观点是否正确还有待商榷。实际上，与之后托洛茨基的红军相比（如果冲锋陷阵，那么你还有生还的可能；一旦退缩，则会被当场击毙），战争时期的军令已经相当仁慈了。在战争期间，纪律的效力与士兵们对其军士和军官们的尊崇感息息相关。这种情况因人而异：俄国的军官尤为糟糕（他们将其士兵像农奴一样对待，自己却不参加战斗），意大利也不尽如人意，法国军官的表现则差强人意。从1918年开始，颇有威信的德国军官也开始让自己的手下感到失望，威严扫地。而这一切已经成为革命期间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以至于让人难辨真假。
英国的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关系究竟密切到何种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战争期间军官团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3%的常设委员会成员为军士，战前这一数字仅为2%；40%的临时军官出身工人阶层或具有中低阶层背景。对常规军原来的军官而言，这是无法接受的事实；听到曼彻斯特的军官向其士兵爆粗口，人们会大惊失色。另一方面，这种社会身份的“淡化”极大地缩小了曾经存在于军官和士兵中的社会差距（与此相比，德国军队不会将军士提拔到少尉以上的军衔）。对他们来说，许多新任军官在回忆录中描绘了乐观和谐的上下级关系。有些人回忆道，“战友之间浓烈的友谊让那些抱守陈腐思想的严肃的人感到绝望。”赫伯特·里德热情歌颂“我的连队”（“啊，美丽的人儿，啊，我爱的人儿……”），查普曼同样热情洋溢、以同性恋的笔触描写了一大批士兵“深深迷恋一位帅气勇敢的年轻军官……那是一种强烈的浪漫情愫”。1918年6月4日，萨松在日记中写道：“除了旅长所说的‘勇杀德国蛮子的潜力股’之外，我什么都不是。啊，上帝啊，我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我并不是个刽子手。我的任务只是来看管照顾这些士兵的。”5个月后，威尔弗雷德·欧文向他的母亲保证：“我是来帮助这些孩子的。像一位军官那样指引他们，了解和见证他们的苦难，成为他们的辩护人和请愿者。”毫无疑问，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军官和他的士兵之间不免会发生性关系。T·E·劳伦斯在他的《智慧七柱》一书中对此有深入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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