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而论，继1913年10月之后，《法兰克福汇报》又一次刊登了关于英国和德国之间“亲密和睦”关系的新闻，而它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双方政府间达成了更深层的谅解”，这也“结束了多年来两国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当罗斯柴尔德勋爵于1914年3月在特林会见德国大使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据他的所见和所知，我们大可不必害怕战争，事情也不会成为一团糟”。作为英国和德国良好金融关系的另外一个表现，便是马克斯·沃伯格曾在3个不同场合来到伦敦，确认其公司在葡萄牙殖民贸易中的角色。同年夏天，英国媒体报道了英国高级海军将领出席德国基尔的赛舟会，并援引德国海军上将冯·凯斯特的评论：“英国和德国海军的关系已经出奇地亲密。”直到1914年6月27日，萨拉热窝行刺事件前夕，英国外交部依旧认为，德国政府“拥有平和的心绪……并渴望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沃伯格也听说了一些传闻，称“德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炽热而疯狂的情感”。7月23日，劳合·乔治称英德关系“较若干年前，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两个伟大的帝国开始意识到，它们可以为共同的目标携起手来，彼此之间潜在的矛盾在更为伟大、频繁和重要的合作中被抹杀掉了。”
因此，将海军竞赛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原因”，完全是一个误导。英国和德国都为了能达成一项海军共识而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两国政府都认为，增加海军军费开支并不科学。双方关于限制军备的一致意见也曾数次被提及：1907年12月，德国向英法两国提议签订北海协定；1908年2月，德皇致信特威德茅斯勋爵，隐晦地否认了德国“挑战英国海军权威地位”的野心；6个月后，他于克龙贝格又会见了外交部常务次官查尔斯·哈丁；1909~1910年期间，贝特曼向高慎爵士提议，“达成一项海军协议……作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方案的一部分”；1911年3月，德皇倡导“政治互信，以及签署一份限制海军开支的共同协议”。1912年2月，两国间迎来了一次最著名的合作，商人欧内斯特·卡斯尔和阿尔贝特·巴林提议，邀请霍尔丹以“大学委员会事宜”为由拜访柏林。实际上，其真实来意是与贝特曼、提尔皮茨以及德皇商讨和调停海军、殖民地和互不侵犯等问题。1913年，丘吉尔提出成立“海军建军节”，第二年，由卡斯尔和巴林发起的两国之间最后一次结好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为何这些努力都功亏一篑？通常人们认为，德国人仅仅是想在与法国开战前，首先获得英国无条件中立的保证，然后才愿意与其谈论海军事宜。然而这种解释有失偏颇。阿斯奎思之后宣称，德国关于中立的计划可能会“在他们以任意一种借口对法国进行打击时，妨碍我们助法国一臂之力”。实际上，贝特曼在文件中是如此陈述的：
订立协约的双方……不希望一方出于野心而对另一方发起不正当的攻击，或是伙同其他势力对另一方进行打击……如果另一方不想以侵略者的身份卷入战争，那么它便只能保持中立了。
这项要求同样无效，因为“就目前来看，这与已经达成的一致有冲突”。格雷充其量只能提供一种承诺，用他的话说是，“我们不会发动不正当攻击，也不会伙同其他国家对德国进行不正当攻击”，但是“中立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我们的双手被反绑了起来”。这席话（如殖民地大臣刘易斯·哈考特所言）显然不能令贝特曼满意。
霍尔丹柏林之行失败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在霍尔丹即将抵达柏林之前，提尔皮茨和德皇批准增加海军军备开支的提议。因此，这项举措“永久地破坏了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盖斯认为，“德国坚持在海上军备竞赛上增加开支违背了其之前与英国的海军协议，这将成为两国友好关系建立的障碍”。但这种解释很让人生疑。德国人企图通过海军协议，作为对英国中立立场的回应；会谈正是以这种中立为基础开展的。可以说，态度更为强硬的是英国，这并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这种不妥协是建立在无懈可击的实力上的。正如格雷1913年所说，“如果一国试图达到高于欧洲所有海军军力的绝对标准……那么相比之下，外交政策就要从简。”因此，他的态度也非常强硬。贝特曼似乎想通过承认“英国海军的永久性权威地位”，或是正如外交部威廉·蒂勒尔所言，用“关于我们在海上的绝对权威的信念”来换取什么东西。但英国为何还要对其已经拥有的东西讨价还价呢？我们不难想到，贝特曼的提议很快便被否决了。
更让人难以揣度的是，格雷坚信，几乎所有关于英德之间和睦相处的尝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德国既没有提出殖民地要求，也没有对英国海军造成威胁，为何格雷对这个国家如此无情和憎恨？答案很简单，格雷更看重的是与法国和俄国两位盟友之间的友谊。“如果我们在与德国的关系中踌躇而无所行动，”他于1905年10月说，“那么这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损害我们现在与法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如果我在德国使用了彬彬有礼的措辞，”次年1月他写道，“那么法国便会将此解读为我们对待与法国的协约过于冷淡。”1910年4月，他向高慎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无法与德国达成政治谅解，因为此举可能会让我们脱离法国和俄国的大部队。”其实，当格雷提出与德国的政治谅解必须“与维护和其他国家之间现有关系和友谊相一致”时，他的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这种谅解的可能性已经不可能达成。因为与法国签订合约的事宜尚未明了，因此任何“与德国达成的一致势必会对此造成影响”，而这种情况是根本不能予以考虑的，这是典型的格雷思维方式。这个思路长久以来被外交部同僚们交口称赞。例如马利特就曾警告说，任何与德国的亲密举动都将会招致“与法国的疏远和不和”。尼科尔森也反对1912年与德国达成的一项协议，主要是因为该协议将“严重损害我们与法国的友好关系，而这一结果又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和俄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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