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李密用到了两个典故，第一个是春秋时期管仲和齐桓公的故事。
当时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争夺齐国的君位，而管仲则是公子纠的部下。为了帮助公子纠夺取君位，管仲曾请命前往莒国，堵截首先回国的公子小白。在途中，管仲曾一箭射中了公子小白的带钩，公子小白急中生智，倒地装死，管仲认为大局已定，公子小白已死，方率军返回。
当然，管仲还是被公子小白耍了，躲过一劫的公子小白快马加鞭，最终比公子纠提前抵达齐国，当上了国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后来齐桓公意欲励精图治，请鲍叔牙推荐人才，鲍叔牙就推荐了他的好友管仲；而齐桓公也不念旧怨，重用了管仲；而管仲也不负所望，辅佐齐桓公开创了齐国的盛世，让其成为了春秋中的第一个霸主。
齐桓公和管仲的故事，就成为了不念旧怨的美谈，此之为“射钩”。
而“斩袂”，则是有关晋文公重耳和勃鞮的故事。
勃鞮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宦官，他曾经被晋献公（晋文公的父亲）和晋惠公（晋文公的弟弟）连续两次派去刺杀重耳，但都被重耳躲过。其中第一次刺杀，他曾经割断了重耳的袖袍（所谓的“斩袂”）。
后来重耳当上了国君，成为了晋文公，勃鞮前去见他。由于有过两次刺杀的恩怨，重耳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原谅勃鞮，但是，最终，勃鞮还是以齐桓公和管仲的故事为例，成功让重耳原谅了自己。
事实证明，这次谅解非常关键，因为勃鞮迅速跟重耳透露了一个重大阴谋——齐国的大夫吕省、郤芮想火烧宫殿杀害晋文公。有了勃鞮的告密，重耳再次躲过一次危机，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因此，“斩袂”也跟“射钩”一样，成为了不念旧怨的典型。
李密用这两个典故，无非是想告诉杨汪，自己打算效仿齐桓公和晋文公，请你不要把以往的恩怨放在心上。
话说到这份上，杨汪自然不能不领情，也写信表示效忠。于是，李密任命杨汪为上柱国、宋州总管。
然后，房彦藻就派人带着他的信，前去招降窦建德了，要求窦建德亲自来一趟，晋见李密。很快，窦建德回信了，这封信用《资治通鉴》的话说是“卑辞厚礼”，就是说不断给李密戴高帽，不断认小服软，扯了一通皮之后，真到了关键问题上，窦建德笔锋一转，表示最近军情紧急，幽州总管罗艺意欲南侵，他实在抽不出身，还请见谅云云。
窦建德很聪明，跟李渊一样聪明，他聪明的把李密高高抬起，又聪明的小心隐藏自己，他的聪明，意味着他终将成为隋末一个不可忽视的大人物。
房彦藻对窦建德的太极推手显然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只能就地返回了。结果，走到卫州（河南省淇县东），出事了……
狙击并杀死房彦藻的人，叫做王德仁，盘踞林虑山（河南省林县西北）的一个活土匪，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也没有什么讲究，就是杀人掠货，占山为王。
房彦藻事件彰显了隋末局势的混乱，李密虽然派徐世绩前去讨伐王德仁并获胜，但是，内心的不安却仍在加剧——他这个主角，到底当得合不合算呢？
局势继续推进，很快，宇文化及弑君的消息传到了东都。国不可一日无君，东都方面决定推举越王杨侗当皇帝，是为皇泰帝。
然后东都形成了一个名为“七贵”的核心班子——以段达为纳言、陈国公，王世充为纳言、郑国公，元文都为内史令、鲁国公，皇甫无逸为兵部尚书、杞国公，又以卢楚为内史令，郭文懿为内史侍郎，赵长文为黄门侍郎，共掌朝政。
又过不久，东都就迎来了那个令人不安的客人——宇文化及。
英雄悲歌之李密Ⅳ——傻人有傻福，恶人有恶报
不管是东都城内，还是东都城外，都对宇文化及的到来感到不安——在李密看来，宇文化及弑杀杨广，其志不小，是敌非友，眼下前有宇文化及，后有东都隋军，一人抵挡二敌，如之奈何？在东都政府看来，宇文化及弑君悖逆，是敌非友，近有李密长期对峙，远有宇文化及虎视眈眈，如之奈何？
于是，宇文化及一来，大家都慌了，李密慌了，杨侗也慌了。
怎样解开这个困局呢？有个叫盖琮的人，倒是很不怕死，上了一封“大逆不道”的奏疏，表示，宇文化及这个混蛋，自然是个大混蛋了，不能指望了，但是，李密这个混蛋，还是小混蛋，是不是考虑招降李密这个小混蛋，共同对付宇文化及这个大混蛋呢？这个建议实在是石破天惊，言人之不敢言。
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化敌为友”的建议确实很妙，确实是解决当今危局的唯一办法。所以，在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之后，“七贵”中的成员，元文都，也开始应和起来：“今仇耻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击化及，两贼自斗，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将士利吾官赏，易可离间，并密亦可擒也。”
盖琮说的是“化敌为友”，而元文都更进一步，说的是“鹬蚌相争”，此议得到了七贵中卢楚的支持，于是，杨侗派遣盖琮前往游说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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